诺奖得主:比特币没有持有价值 希望AI不是救世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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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amuel Scholes)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上表示,区块链技术能极大减少交易结算成本,但是比特币没有持有的价值,更不要在加密货币上做期权产品。

名家讲堂现场。

斯科尔斯教授1983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执教至今。他被称为现代期权奠基者,他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共同分享了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教授与已故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her Black)教授在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理论及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研究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及前沿性研究。

下文为澎湃新闻整理的斯科尔斯教授在演讲和圆桌环节的观点。

区块链虽好,比特币期权要不得

“请大家不要把期权和加密货币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存在比特币期权的话,会归责到我头上。大家总说我是期权之父,我觉得风险太高,我对和加密货币相关的期权是反对的。”斯科尔斯教授在演讲中直呼要与加密货币期权划清“楚河汉界”。

作为已经上市比特币期货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曾经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斯科尔斯教授指出,比特币的价值波动得如此剧烈,它不是一种货币,因为它没有持有的价值了。

“就相当于这一辆车的价格今天是10块,明天就飙到200块,所以作为一个货币,它没有价值。”斯科尔斯表示,一些市场监管方也想限制这些加密货币的发展,“我感觉这些所谓的加密货币是不是全新的旁氏骗局,吸引人进来投资,结果价格上去了,新进来的人就等于是接盘了。”

至于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斯科尔斯教授坦言,是欺诈,“现在ICO很多人的发行说明书其实就抄抄前人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比特币非常成功,就感觉我下一个货币也可以成功。但是就好像把一块比特币掰两半,掰成更多块进行投资,都期待它的价值能够一飞冲天,但是我觉得这是对市场的负面的冲击。”

斯科尔斯教授说,数字加密货币不是一种货币,而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技术,必须要有人不断挖矿。中国以前有很多人挖矿的,现在在冰岛也有很多人在挖矿。还有很多的黑客黑进了比特币的交易所,甚至是黑到了人们的电子货币钱包,损失可以高达上千万美元,所以这不是小问题。

但对于区块链技术,斯科尔斯教授是看好的。

他举例称,我们当前进行交易的清算,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交易用一个快照的方式保留下来了,只能保存一帧的快照,现在通过区块链要变成电影全部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固定成本。因为现在有很多交易,其实都是一个交易序列中的,如果能用电脑来进行处理,有一个内部的验证体系的话,那交易的清算、结算速度就会更快、更有效。

此外,这当中会涉及到政府和欺诈者之间的博弈,可以说区块链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可以帮助政府很好地解决欺诈的问题。

他认为,监管对区块链的怀疑在于匿名性。我们现在有加密货币,这个加密货币可以对交易进行验证。包括你也可以以区块链的方式,在一个受信任的网络去对交易进行验证,而且是匿名进行验证。然而中国政府比较反对的就是这个匿名性,如果可以秘密进行转移,而不受政府监管,那么监管部门就会比较担忧。如果政府可以有一定的监管,知道在这个可信任的网络里可以发生什么,那么政府是愿意见到这样的技术发展的。

关注“尾部风险”

斯科尔斯教授表示,在金融系统中应该更加关注尾部风险,不要过于依赖过去的数据,而要抓大放小,多预测未来。

尾部风险,指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发生则代价相当高的风险。

斯科尔斯教授表示,整个银行界的风险控制系统其实都是去更多关注尾部风险,但是他个人提出的批判性的思考是,在做尾部风险分析当中,人们用的都是历史的数据,并且过度依赖,而不是去进行未来的预测、预估,所以没有办法对尾部做出一个非常精准的预测,“这就相当于你开车的时候只看后视镜开车,不看前方的路。”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索罗斯,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者了,他们往往会关注这些尾部风险。而大部分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噪音上面,只关注均值回报。”斯科尔斯教授称。

希望AI不是救世主

对于人工智能,斯科尔斯教授坦言,“我希望AI不是我们的救世主”。

“如果AI什么都做得来的话,我们就要迁移到别的星球去了,因为地球将会变成一个非常枯燥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觉得未来是非常枯燥的,这不是大自然创造我们的本意。”他表示。

斯科尔斯教授表示,未来的创新主要依靠数据创新的引擎来驱动。他认为,AI人工智能是需要算法和模型的,也需要输入大量的数据,而且需要运算能力非常高的计算机。运作得越快,数据越扎实,就会越智能。这些都是工具,但是人工智能并不等于算法加数据加计算机,这当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数据,因为现在这些大型公司所产生的信息只有10%得到了保留,而且这些都是通用的数据,但是接下来这些数据需要个性化、定制化。

“阿尔法狗在围棋中胜出还有既定规则可寻,但使用金融数据要进行动态的调整和数据的核准,我们收集的数据是源自历史的,这是有时间序列的,但手头所有的数据到底能不能很好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这方面我们需要精准分析。”斯科尔斯教授称。

此外,还要严防欺诈者反向利用这些数据模型,而这些模型是有谬误的,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原有的模型不校准的话,竞争对手会抓住我们的错误。“你以为你有一个成功的模型,结果这个模型成了你的敌人,因为很多人识别出你的模型的错误,利用你的错误挣钱,这就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斯科尔斯教授说。

监管者和创新者永远在两个孤岛上

斯科尔斯教授坚持认为监管永远迟滞于创新。他表示,美国的摩根大通与中国的工商银行现在所做的事情与十年前完全不同,而监管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各个金融机构本身都会受到约束,他们都是有壁垒的。但是如何在这个壁垒之间进行改变,去突破这些壁垒,这就是创新的来源。

斯科尔斯教授表示:“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监管的一些措施想要的不是做得快,而是要做得慢,他们不想做独特的事情,他们想做的是通用型的事情。这正好与我们的愿望是相反的,我们希望灵活,可是这些规定希望的是不灵活,不变。所以我们全球社会必须要控制这些阻碍创新的力量,也就是那种阻碍创新的限制力量。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控制,我们需要监管,但是我们要划一条线以便于它不阻碍创新。”

斯科尔斯教授形容监管者和企业里的创新者“处在两个孤岛上”。如果监管过度的话就很难进行创新,监管就是猎人,创新就是农夫,两者之间总是会有冲突。就像每一个父母在养孩子的时候都会回答这个问题,我得对孩子有多大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要给他们多大的自由度,整个社会对待创新的态度也该这样。施加约束的话,成本会有哪些,代价是哪些,如果成本太高的话,创新就会在这些制约因素外面发生。

“如果你制止银行做这件事情,那么创新就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这个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过了,利率在中国很长时间是受到控制的,所以就出现了重量级影子银行的活动。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如果对企业有过度制约,那就意味着某些人处于困境中无法冒险,无法把风险转移给创新者,而创新者没办法创新,没办法为社会创造价值。”斯科尔斯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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