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大代表回应“涉港国安法”:一国一制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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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港国安法”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今天(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此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了说明。

他表示,去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公然鼓吹“港独”、“自决”、“公投”等主张,从事破坏国家、分裂国家的活动,香港“反中乱港”及外部敌对势力勾连合流。

他指出,《基本法》23条立法自2003年受挫以来,法例在香港被别有用心的人严重污名化、妖魔化,有被长期搁置风险,有需要须采取有力措施,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

根据说明,决定草案内容包括,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律,将相关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在香港实施。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等。

今天下午的人大小组会议,就“涉港国安法”讨论了哪些细节?法案推出是否有时间表?立法如何消除一部分香港民众的疑虑?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今日专访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

谭志源曾先后在民政事务局、中央政策组、行政长官办公室等多个决策局及部门工作。2012年6月28日,根据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提名,国务院任命谭志源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局长,主要负责统筹《基本法》的全面和贯彻落实,促进与内地更密切的联系和合作。2013年10月,谭志源与时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组成“政改三人组”,为政改工作的推动四处奔走。

在专访中,谭志源认为,国家安全法立法属于中央事权,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处理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是在中央政府的层面来做的。目前香港的国家安全风险越来越高,希望人大常委会能尽快订立“涉港国安法”。他指出,只要是按照《基本法》的条文和法律程序来进行这方面工作,就意味着符合“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和安排,这一点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向香港民众说清楚。“涉港国安法”将保障国家安全,同时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

秦玥:先请您透露一下今天下午人大小组会议,都讨论了哪些议题和相关细节?

谭志源:港区人大代表今天早上到了人民大会堂,聆听总理发表工作报告。其中有一段提到了香港的情况,之后副委员长王晨就这个草拟的决定草案发表了一个说明。我们今天下午港区人大的小组会议,有几十位港区人大代表集中讨论了有关国家安全的决定草案。就这个草案本身内容、进一步的工作,互相交换意见。

秦玥:今天下午人大小组会议上,大家有没有讨论未来对这个草案进行立法的工作是怎样的?

谭志源:这个是有详细讨论过的。目前在全国人大的大会里,先要就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通过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来进行国家安全相关、适用于香港的全国性法律的订立。下一步就是人大常委会要做这个工作。

人大常委会做这个工作之前,根据《基本法》第18条,要先进行两个咨询。第一要咨询人大常委会属下的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第二要咨询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人大常委会在纳入这些意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全国性法律。然后,人大常委会就会向特区政府通报这个全国性法律。特区政府在收到后,按照《基本法》第18条,就会刊登宪报,公布和实施。从刊宪那天开始,这个法律就会在香港正式生效。

秦玥:有没有时间表?

谭志源:今天我们的讨论中,都希望人大常委会可以尽快开展和完成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现实中,过往一年看得到,国家安全的风险越来越高,在香港这个地方还出现了“港独”、分裂国家的行为,都需要去处理。下午人大代表们发表意见的时候,都希望5月28日在大会里通过决定之后,人大常委会能够加快这方面的工作。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会开一次会,希望紧接人大的大会之后,他们可以尽快地进行这个工作。

秦玥:今天香港社会也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和反响,特别是对于草案中,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部门以维护国家安全,这点您怎么看?

谭志源:如果根据人大决定的草拟版本,有七项规定。第一项就是你提到的,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保障国家安全的机关,以及强化有关方面的执法工作。然后中央政府、国务院相关的国安部门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在香港设立一个机构,依法履行其职责。今天我们都有讨论这方面的工作,相信这方面的细节工作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全国性法律的时候,有清楚的、进一步的阐述和界定。

秦玥:就这个问题,包括之前23条未能成功立法也是因为有人担心所谓的“一国一制”,这点如果以您的经验来看,该如何消除香港市民的忧虑?

谭志源:首先我觉得香港政府可以解释“国家安全”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权利和责任。大家可以见到,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处理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是在中央政府的层面来做的。只不过,当年在回归的安排里,透过《基本法》,国家对23条是赋予一个信任和委托的。但经过了20多年,这项立法工作越来越遥遥无期。但就算是遥遥无期,也不会改变国家安全的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属于中央的,是在国家层面的。

第二,在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适用在香港这方面,是要通过宪法、特别是要通过《基本法》第18条的程序的。大家都知道《基本法》是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全国性法律的文件,就是说,按照《基本法》的条文和法律程序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话,就意味着符合“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和安排。这一点希望特区政府能够说得清楚。

第三,在未来,无论是执法还是司法方面,草拟的决定里面都有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需要跟进,特别在公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行政区根据第18条去公布。除了执法司法,还有普及教育这方面,都需要行政长官去做跟进的工作。

所以这一定是结合香港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家安全“一国”的需要,也要符合香港法律制度以及市民日常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去实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在香港落实(草案相关内容),保障国家安全,同时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

秦玥:“涉港国安法”加入到《基本法》的附件三直接实施,说到将来,以您的经验,未来政府该如何在社会层面推广?

谭志源:我相信特区政府需要在几个方面强调几个工作重点。第一,特区政府需要强调国家安全就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石,因为“一国两制”透过《基本法》落实和实施,主要目的都是想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以及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以去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保障香港繁荣稳定,是这次人大做这个决定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需要特区政府向各界说明这个最重要的道理。

事实上过去这段时间,在香港内部发生了很多动荡事件,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安宁。香港法院陆陆续续对这些案件作出审理和裁决,有不少的犯案者被裁定有罪。另外,过往这段时间大家都看得到,很多外国外部势力在香港的范畴之内做出干预的行为。这就变成了在国家的层面来看,在香港这个地方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风险是与日俱增的,所以国家觉得(提出草案)有这个迫切性。

第二,国家安全的基业是重中之重,而鉴于现实中在可见的将来,香港的立法会似乎不太可能就《基本法》第23条成功进行本地立法。所以要透过国家层面作出一个全国性的法律,并且用宪法和基本法里的机制,也就是《基本法》第18条,和附件三,这符合基本法本身的程序、去落实国家安全这个重要的工作。这也符合法律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兼顾到现在的需要。

新闻背景

《基本法》第十八条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港版国安法】对话北京学者:港府自治能力不足倒逼中央出手

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正在进行中,此次大会将要审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一般称“港版国安法”)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5月22日上午,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大会上就“港版国安法”做出说明,指出法案草案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建立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机构和执行机制,行政长官应就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推广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情况,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

经历过去年的反修例风波,“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与整个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央政府直接出手修法,会对香港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部专门的国家安全法律与香港尚未立法成功的基本法第23条之间是什么关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对多维新闻记者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本文为采访第二篇(共两篇)。

系列采访第一篇:【港版国安法】对话北京学者:人大先行立法为23条困境解套

中国人大先行出台“港版国安法”,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香港自行立法基本法23条已不抱太大信心。(新华社)

多维:通过中国人大设立“港版国安法”,而不是用政治逼迫的方式让香港政府强行完成23条立法,这既是中央对香港政府的宽待,也更是对香港政府管治能力缺乏信心的表现。从应对反修例运动的情况也不难看出,香港政府缺乏政治能力和魄力。中央究竟如何看待香港政府的政治能力?当香港政府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起香港改革的重担,北京不得已加强全面管制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会否因此受损?该如何平衡,才能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田飞龙:高度自治权的前提是中央的高度信任,如果在中央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上,香港的自治权没有能力立法,没有能力对国家安全予以充分保护,这个信任就被香港自身所动摇了。信任动摇之后,中央并没有以法定程序收回对本地立法的授权,而是以直接立法方式先行规制,继续给香港留下本地立法的空间,这可以看做再次保留了对香港本地立法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善意。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应该准确理解中央留下的本地立法空间,在国家安全制度建设上及时跟进,避免逼迫中央再次启动“国安立法”的扩展程序。

目前来看,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自治能力,还是香港社会理解与支持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意愿与共识程度,其实都在逼迫着中央重新评估在国家安全事务上应该如何作为、如何推进。这种倒逼式的国家安全立法其实折射出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不足,折射出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与共识程度的不足,所以它也会引起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的自我反思,该怎么样交出一份合格的国家安全答卷,来匹配自身的高度自治权所应该达到的一种德性和高度。

多维:正如你所说,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管从香港自身的现实来看,还是从中美进入全面博弈对抗的大环境来看,都是必要的、紧迫的,最重要的是合法合理的。而硬币的另一面是,鉴于香港社会严重撕裂的现实,中央该如何最大限度最好解释工作,以免立法本身被利用,引发更大的反弹和民意海啸?

田飞龙:“港版国安法”立法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中央主动管治作为,它可能不仅对香港社会,也对台湾的台独势力、对美国可能都会带来很大冲击,美国方面今后可能也会做出一些制裁性的反应。

我觉得中央应该更好地通过若干机制与程序,解释清楚这部法律针对谁,这部法律规制什么,这部法律要保护什么,讲清楚法律的来龙去脉与利害得失,这样反而有利于香港社会理解中央的目标与尺度在哪里,逐步消解掉香港社会的疑虑与担忧。

“港版国安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华社)

田飞龙:经过去年《逃犯条例》修例那么大的风波,今年的“港版国安法”立法其实体现出中央“大破大立”这样一种立法者责任的存在。香港社会肯定还会按照既往的条件反射式的政治机制来反应,出现抗议、污名化等报复性的反弹。而中央此时通过这样一个立法,其实也是在进一步测试两个问题:

第一,香港的激进反对派所秉持的反国家立场,到底会反到什么程度;第二,香港的爱国建制派和中间派,在日益清晰的立场分化与制度倒逼的压力之下,到底会做何选择。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把去年反修列运动当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东西,进一步通过中央主动作为的方式去把它澄清,是一场关于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民情民意以及香港高度自治能力的进一步的检验。这个检验结果也有助于中央对一国两制未来如何转型发展做出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评估和调整。

多维:以你的推断来说,中央推出“港版国安法”的过程中,所预判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是再经历一场反修例风波吗?

田飞龙:我觉得再来一场反修例风波可能性不是很大。无论是2003年的23条立法,还是2019年的《逃犯条例》修订,都是由特区政府来主推,都是特区政府在与香港社会进行互动。这一次则是中央政府,而且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人大直接出手,具有权威性,具有国家意志的完整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香港反对派来说,其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形势,反对派也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再来一次反修例运动)。同时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随着美国加快同中国脱钩的步伐,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影响力也在快速下降。所以我觉得形势已经不同了,想通过再一次的反修例运动,或者像2003年50万人大游行等反对手段,已经不能改变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管治权要(在香港)落地的主导态势。

相反,香港社会的市民理性、家庭谈判的反转效应以及沉默大多数的理性归队,可以正在发生之中。对香港社会的刺激反应,包括立法会选举,经过初期的激烈震荡和阵痛之后,很有可能出现真正的社会理性的分化重组,出现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及回到基本法贵轨道的民意共识和集体行动,受新式立法打击和挤压的就只能是极端本土势力和外国干预势力了。这样一来,香港爱国者治港的政治社会基础反而可能得到巩固和扩展,从而有助于中央和香港爱国者力量继续掌握香港自治管治权,维护“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及基本法的宪制权威性。

中西对抗能倒逼中国重新开放吗

3月,北京一个大型屏幕上播放着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武汉的访问。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疫情对各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正在浮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一季度都遭重创。尽管中国最早复工,而且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势必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部脱贫的目标要如期实现,但除非出现奇迹,否则面临极大困难。美国的情况似乎更遭,普遍预计第二季度经济会下跌四成,如若这样,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也将变得异常艰难。

如此形势,几乎注定美中在地缘政治上会继续硬碰硬,有一番生死搏斗,不仅是战略对手,还处于事实上的敌对关系。我曾对后疫情时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做出几个判断,包括西方在对华关系上会增强协调,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以及全球的“去中国化”将加速,各国政治上对中国的疏离感会加强。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丧失西方大部分市场的极端情况是否会发生,以及假如还是习近平当政,他面对这种极端情况会如何处理。从美中贸易战和两国在疫情中的恶斗来看,这些原本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情况都出现了,那么,在后疫情时期,随着美中围堵和反围堵的加剧,中西对立加强,丧失西方一半市场的可能性不排除。

不管上述判断的准确性如何,中国面临整体战略环境的恶化,至少成为舆论共识。

以“去中国化”为例,尽管资本的本性追求利润,只要有利可图,要它出于非政治原因放弃某个市场,很难做到。就此而言,许多人担忧的后疫情时期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会形成一个商业体系,排斥中国的情况,成为事实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便如此,西方在抗疫中严重依赖中国医疗物资的现实,也会让它们警觉,这是否对本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反思全球化的合理性,全面审视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情性甚至也会在其他非西方大国,如韩国、印度、巴西等出现。一旦政治因素介入商业,让外资觉得在华经营风险太大,那全面撤离中国也不是不可能。而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已经完全丧失的背景下,要防止政治不介入商业,难。

中国政府当然预见到此种不利前景,在经济上做出了一系列布防,包括进一步加大经济改革力度,采取亲外资的政策,比如前不久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过去一直推而不动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做出部署,在上海、海南两个自贸区实行更大力度的开放,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实施创业板注册制等。北京算是保持了头脑清醒。若再加上市场、交通、物流和劳动力素质的综合优势,应该说在短中期,要让外资全面或大面积撤离中国,不大可能。

武汉的东风本田工厂。 ALY SONG/REUTERS

我知道很多人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和决心,在他们看来,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扶植国有企业,经济正在重新滑向计划体制和管制形态,有限的改革聊胜于无而已。然而这种看法很可能是有些情绪化。应看到北京高层还是存在以总理李克强为代表的市场派火种,即使习近平,也不是不要改革,上述改革部署,都是在以他为首的中央深改委作出的。习近平的真正问题在于,他认为在强化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可以推进经济改革。因此,问题变成了,政治控制下的经济改革能否走得通,以及走多远。

在习看来,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两条腿走路。他坚信这点,否则无法解释他出台的很多政策。

然而,中国改革40年的历程本身,已经否决了可以政经分离、两条腿走路的看法。在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时,不仅仅官方,包括一些市场派学者,也把政经分离作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条成功经验。表面看起来,中国改革确实是按照邓小平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部署的,甚至是在党的指导下推进的,以确保改革不会危及党的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是对中国真实改革历史的一个误读。

考察中国改革的历程,经济改革之所以得以推进并取得成效,关键因素,是党放松了对中国社会包括各种要素的控制,让过去被政权压制下的人的自由本性及在自由下的创新迸发出来,党当然仍在行使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权,然而统治边界一直在收缩,直到认为再收缩将会丧失统治权为止。上世纪80年代党的退却不用说,差点就毁于一场学生运动,邓小平南方巡视,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后的10多年中,虽然党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但那时的领导层明智地把这种控制保持在政治领域,而未延续到经济层面,相反,在经济上,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带来的变革,使得党对经济的领导权在微观层面反比80年代还软弱。当时国有企业的权力是掌握在经理层而非党组织手上,企业党组织普遍边缘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表明某种程度的政治控制退却。可以说,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黄金期。

胡锦涛当政后,试图强化党的政治控制。但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受到江的掣肘,加上办奥运,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还是相对宽松,在经济发展上,由于加入WTO带来的倒逼效应和市场扩大,增速仍在加速。胡的末期,党对社会的打压才开始强化,党组织在企业的边缘化地位有所改善。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况才被彻底扭转过来,党重新开始了它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这个简短回顾表明,认为政经双腿走路,可以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推进改革是错误的。从中国经济改革积蓄的动能以及本身具有的空间来看,当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但好比负重前行,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政治控制带来的阻力,故而持续性很差,随时可能在某个阻力下停滞。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习近平这套党管一切做法至少在企业和经济层面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走走形式。但这有可能吗?短期内是看不到此种迹象的。哪怕习近平迫于经济形势压力,想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但只要他不发出明确的信号,国企的党组织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量,也会紧紧抓住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放,而使得习近平的想法得不到落实。因此在政治控制不变的前提下,当经济内含的改革动力触及到政治天花板,其动力就会迅速衰竭,改革势必不会像中国政府设想的那样达到目的。

2019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出席20国集团峰会。 ERIN SCHAFF/THE NEW YORK TIMES

希望只能寄托外部的压力。排除新冠疫情导致战争发生的可能(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改革空间就会被完全封杀),当西方市场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对中国关闭,仅依赖中国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市场(后者也必然会大大缩水),中国必定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人员大批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因此,即便不出现社会动荡,为防止动荡的发生,也必须改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这就要求党放松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政治控制,此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开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习近平和北京领导层来说,当丧失西方一半市场这种情况真的出现,在其评估通过放松内部政治控制,进行良性改革,要比通过冒险发动战争来转嫁风险,对中共带来的收益更大,选择对政治重新开放,回归江泽民时期,不是不可以。中共成立百年的历史表明,除了建党早期和“文革”时期外,这个党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在面临生死关头时,主义从来不是立身之本,领袖也是可以牺牲的,党的生存和确保统治地位才是最重要的。而政治的重新开放,对西方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次优选择。

所以,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应该促进这种局面的出现。

邓聿文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胡赵基金会秘书长,时政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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