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奥斯卡以后,她又回到红灯区当妓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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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在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光是活成一个普通人,就要用尽全力。

选择

Do you have a choice

“我的未来没有希望了。”

难以置信,这句话是从一个10岁小男孩口中说出的。

“生活本来就很痛苦,就是这样而已。”

更让人心疼的是,小女孩塔塔讲出这句话时,眼神里有着稀释不开的麻木。

在印度有这样一个地方,它黑暗、肮脏,无时无刻不在滋生着犯罪和性交易,这里就是索纳加奇,亚洲最大、最久远的红灯区之一。

整个片区挤满了妓女、皮条客、嫖客、毒贩...流血、虐打、拐卖、勒索、吸毒也司空见惯。

法律不存在,只要花1美元,就能进行性交易。

生而为人的身体和尊严在这片浑浊的空气里被循环碾碎。

我们无法想象从这样一个令人绝望的灰色地带中出生的孩子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

从出生开始,孩子们就被随意殴打、辱骂着长大,他们挨打的理由有很多:

可能是他们的母亲抢了其他妓女的客人,也有可能是他们干活的速度不够快,甚至有时候不需要理由。

生于这里的女孩们,一生都逃不开“成为妓女”这个囚笼,生于这里的男孩们,最终也会走向打手、毒贩的宿命。

印度有这样一个说法:“妓女的孩子生来就是妓女”。

可是,孩子们几乎已经注定的命运,真的无法改变吗?

美国女摄影师泽娜·布里斯基来到索纳加奇的初衷是拍一个纪录片。

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想拍红灯区是不可能的,这里每件事情都是违法的,每个人看到镜头都会被吓得半死。

一旦拿起相机,她很快就会被盯上、被威胁。

毕业于剑桥大学,对摄影情有独钟

索纳加奇的人不欢迎她,看着她的眼神都带着警惕。

但,“这里到处都是孩子,他们在我身边蹦来蹦去,他们想跟我学拍照。”

红灯区的孩子有很多,他们的母亲大多数都是妓女,他们身上既保持着孩童时期的天真,又很早就被迫成熟起来。

因为母亲要做“生意”,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会被带上脚链拴在家门口,防止乱跑。

而年纪大一点的女孩,很早就要开始做繁重的活计。

她们的母亲,只在她们面前拉上一个帘子就开始做“皮肉生意”。

9岁的琪琪是一个害羞沉默的小女孩,她的一天很忙碌。

很早起床帮楼上的女人洗碗、倒茶、拖地、打杂,“她会给我钱”,为了赚补贴家用的钱,她要从早忙到晚。

晚上,男人们还会叫她去买东西,一直到夜里十一点。“他们要吃咖喱,我就得去买。”

当工作沉甸甸的压在小女孩的身上时,更让她绝望的是:

“那女人问我何时会去站街拉客,他们(家人)说就快了。”

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她可以预知的未来。

说出那句“生活本来就很痛苦”的塔塔,也过着同样的生活。

瘦小的肩膀上扛着水桶,听着女人们“没用的小贱货”的辱骂时,她只会沉默的走开。

“我得讨生活,还得照顾我跟我妹。”

她知道自己会被送到孟买当雏妓,也无力反抗,但在那之前她要先照顾好妹妹。

孩子们很早就明白一件事:哪怕用尽全力,他们也很难活成一个普通人。

可孩子终究是孩子,在他们的心里,仍留有爱和期待。

撑起家的小女孩塔塔,虽然母亲满嘴脏话,还对她又打又骂,可她仍旧说:

“我喜欢她,毕竟她是我妈妈。”

男孩阿吉有一个吸毒的父亲,在别人眼里那是个没用的男人,可提起爸爸阿吉却很自豪:“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很厉害的人,一下子可以打倒两个壮汉。

即使他现在吸毒,我也试着去爱他。”

生于肮脏的地方,孩子们的纯真和梦想像缝隙中开出的小花,颤颤巍巍却依旧明艳。

看到这样的孩子们,泽娜想:

为什么不教孩子们拍摄,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眼中的世界呢?

孩子们刚开始只是被泽娜手里的相机吸引,觉得是新鲜玩意。

后来,他们在泽娜的摄影课上爱了拍摄。

泽娜给了对此感兴趣的8个孩子每人一台相机,一点点教他们拍摄。

自此,混乱的红灯区出现了一群挂着相机的孩子们。

他们像小鹿一样快乐的跑在街上,拿着相机对准了他们生活的地方。

而这8个孩子,也成为了泽娜《生于妓院:加尔各答红灯区的孩子们》(又名:小小摄影师的异想世界)纪录片的主角们。

在8个孩子中,10岁的宝贝胆子最大,她可以在街头将镜头对准陌生人,拍下她想要的作品。

坐在疾驰的自行车上,猛按快门,宝贝很擅长街拍。

小女孩在街拍时也经常被骂:“我今天拍一个人,他还骂我,但是无所谓啊,就是要忍耐才能把事情做好。”

如果说人生是不可以选择的,那么他们总算能有一个可以选择世界的相机,无论去哪,孩子们都会紧紧攥着,按下快门的时候,他们无比快乐。

让泽娜欣慰的是,孩子们学得很快、也很努力。

为了尽可能的为孩子们创造拍摄环境,泽娜还带孩子们去了动物园、海边。

这群大笑着、唱着歌的孩子,像从未经历过苦难一样,哪怕他们知道,夜晚降临,他们还是要回到那个肮脏的地方。

拥有一点点快乐就已经很满足的样子,让人心酸。

孩子们的拍摄作品,让泽娜这个老师都惊讶了。

这些不可思议的抽象派、写实派照片,居然出自于一群小孩子之手。

大人们看到的红灯区是糜乱、痛苦的,孩子们眼里的世界仍然有光和美好。

阿吉是孩子们中最有天分的一个。

擅长画画的他能敏感的捕捉镜头里的情绪,显然他对于镜头里的世界也是无比热爱。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虔诚的亲了一口相机,如获至宝的样子。

阿吉拍下的照片总有自己的想法,他甚至能头头是道的讲解构图,表达自己的意图。

不过,给8个孩子的摄影课还没结束,就发生了让泽娜痛心的事。

一个11岁的女孩结婚了,另一个14岁的女孩也被迫开始卖淫了。

眼睁睁的看着孩子们的命运如期降临,真的太残忍了。焦虑的泽娜开始设法帮他们找另一条出路:上学。

“我想把他们从妓院带出来,设法帮他们找到好学校,否则他们又会回到红灯区去了,这些孩子不想待在那里,有寄宿学校愿意接收他们吗?”

泽娜找了很多学校,但得到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回复:

没有地方愿意收留他们,他们是妓女的孩子。

学校们拒绝妓院的孩子,甚至还会有老师劝她把孩子领回去:

“为什么她要进我们寄宿学校?她一上学,就不能赚钱了。”

一次次的碰壁,让泽娜绝望了,没有人愿意让孩子们上学,而她自己的力量明显有限。

逃离红灯区太难了,孩子们走不出去,外面的人也不让他们走出去。

后来,泽娜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去国外办摄影展。

她把孩子们拍的照片送上了纽约影展、牛津艺廊展览...看到照片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些照片是小孩们拍的,更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索纳加奇那样一个地方。

方法奏效。

孩子们的照片,被做成国际特赦组织的月历,拿去拍卖,孩子们也上了电视、报纸...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梦想,成了一个个备受关注的小名人。

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接连不断。

很有摄影天分的阿吉被邀请去荷兰参加世界新闻摄影展,这个展览每年会在全球邀请9个孩子,阿吉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给阿吉办护照,泽娜几乎跑断了腿。

最终如愿以偿的那天,阿吉穿上新买的衣服,激动的坐上了去往机场的taxi,在车上他对司机说:

“请开慢一点,万一出车祸,我就到不了了,就没办法实现我的梦想了。”

纪录片的最后,终于有一家慈善性质的学校同意让孩子们去上学了。

而这部泽娜和孩子们一起拍摄的《生于妓院》的纪录片拿了当年的奥斯卡。

宝贝被邀请登上奥斯卡领奖台,她穿着漂亮的小裙子,和泽娜、阿吉一起走上了红毯。

阿吉、泽娜、宝贝

“一切像极了一个童话故事,我依然记得当初获奖时和其他人相拥的温暖。太美妙了!”

故事好像就此走向了happy ending,但生活从来都不是电影。

激荡的浪潮退去,生活的本来面目愈发无情。

本来以为自己真正走出红灯区、获得重生的宝贝,在走下红毯后又被拽入了黑暗。

在黑势力对她母亲、祖母的威胁下,她被妈妈一个电话叫回了印度,因为她登上过奥斯卡领奖台、在电视上出过名,她成为了红灯区妓院的头牌。

知道这件事的人纷纷痛骂她自甘堕落,明明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居然成了她不堪的筹码,宝贝没有挣扎:

“我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没有其他生存技能,只能靠肉体来承担家庭负担。就是这么简单。”

那个眼里曾闪着光的小女孩,变得黯淡了。

被泽娜艰难得送进学校的其他几个孩子,几乎也都渐渐得被迫离开,重新回归了红灯区。

如果命运从一开始就下了判决书,那么挣扎真的有必要吗?

有必要。

8个孩子里,有孩子走了出来:琪琪和阿吉。

在泽娜的资助下,一直念书的琪琪考上了美国犹他州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开始学习独立电影制作。

而那个小时候因为妈妈总被打伤想要当医生的男孩阿吉,曾在妈妈被皮条客活活烧死后一度堕落。

但他看到过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于是挣扎着把自己拽出了泥潭。

“只要我有照相机,我就能拍照,拍已经走远了的、死掉的、离开的人。这样我的下半辈子,就有东西可以看了。”

坚持摄影的阿吉,长大后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录取,曾作为导演助理在好莱坞工作,现在在尝试做一名导演。

他想把泽娜做的事继续做下去,他也坚信:

总有一天,这个黑暗的地方会照进光,总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选择人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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