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好的城市会不会“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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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超速城市化

风干的“人文泡沫”

广州“超级文和友”火到什么程度? 开张半个月后,这家因“城中村风”建筑立面而饱受物议的网红餐厅,由于生意过分火爆被当地街道办勒令“限流”——单日接待顾客不准超过5000人,但每天慕名而来的等位人群却多达30000以上,因此不得不在餐厅门口派专人劝导并疏解络绎不绝的后来者。自《阿凡达》以来,现象级史诗长队十年后再现江湖,鼎沸的人潮让隔壁仅止区区十来人排位的喜茶店“冷清”到令人心酸。广州人为什么会挤爆“超级文和友”?这对于几乎每一位本地餐饮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个难解之谜。论菜品的质量和性价比,这家网红餐厅在美食之都广州绝对谈不上碾压同行;论就餐环境的档次与舒适度,“超级文和友”全店不设一个包间,150张桌台都是路边摊大排档的水平,更不要说店内着意复刻、拼贴拥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脏、乱、差”的城市街景。那么,在传统的餐饮业成功要素之外,这家店用来俘获人心的秘密武器究竟何在?

2020年8月8日,广州超级文和友。(图|视觉中国)

说来简单,“超级文和友”成功的秘技,无非就是与二十年来的中国超速城市化浪潮保持“逆行”而已——用心捡拾、搜集那些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视同垃圾而拆除、丢弃的,半新不旧的建筑构件和家什器具,然后一股脑高密度堆砌成强视觉冲击的市井物象。这一错置时光的“场景梗”,两年前曾引爆过长沙,而今又引爆了广州。看样子,这一剂激活空间场域的“强心针”,或许对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广谱适用的效能。令人些许有点意外的是,追捧“超级文和友”的粉丝食客,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他们喜欢这个地方,既非出于怀旧,也不仅仅是猎奇性的“打卡”,而是心底深处某些久已隐约存在却一直莫可名状的东西,被这里既熟悉又陌生的视觉环境轻撩或重撞之后,开始在情感的溪流中缓缓显影。

 

2020年8月8日,广州超级文和友。(图|视觉中国)

那些被“超级文和友”钩起的心底“多余之物”究竟是什么?为何只能在此鄙俗、廉价、混搭得破绽百出的环境中才放得安稳,而在近乎铺满现代化城市空间、内嵌规训与教化编码的格式化秩序环境中,竟无它们的栖身之所?或许本质上,“超级文和友”所着意打造的,也是现代城市中一块奇怪的“多余之地”——漫不经心、随意堆叠、浑无“正形”,与周遭四邻格格不入甚至构成某种挑衅。又或许,在当代城市中唯有这些畸零的“多余之地”,才能勾引并适配深潜于人心的“多余之物”。 

2020年8月8日,广州超级文和友。(图|视觉中国)

从全球范围看,现代城市的“灵魂”,说到底还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效率”。为了现代城市对于“效率”的应许,每个人都被迫忍受城市这部空间机器对于自己生命的紧逼和压榨。现代“效率生活”,从价值本原上就不允许城市人随身携带“多余之物”,所以现代城市,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打算为城市居民提供基本生存所需以外的“多余之地”。 假如没有身为记者的简·雅各布斯,在她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对西方现代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愤怒声讨和强烈批判,国际城市规划界恐怕还会长期对现代城市中公共生活及社会生态的枯萎视而不见,因此也压根不会意识到,现代城市在高速扩张的进程中,一路吞没的“多余之地”到底有什么价值。所谓“人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跃生态的“显相”;而社会生态能否活跃的前提要义,就在于环境空间能不能创造并保有足够的“多余”——在个体低限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外,那些非规定、无明确用途、因而更具多义可能性的“冗余生境”。没有这份冗余度,城市就会蜕变为流水线化的大型“人类养殖场”。 城市环境中“多出来”的冗余部分究竟有多重要,华南理工大学何志森老师做过的一次城市人类学实验提供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案例:2015年,何志森观察到广州番禺一条滨江步行道长期乏人问津,于是决定做一次空间介入,设法在环境中创造一些“多余”的部分,看看能带来什么影响。

在一个周六的凌晨,他偷偷把步行道上三百多个垃圾箱的桶盖全部取下,擦干净后贴上“放心使用”的标签,有序地摆放在了桶身的对面。一周后再次回到现场,何老师惊讶地发现,那些桶盖已经被周边居民区的老人们无序地移到了步行道上的不同位置,有人用来做凳子,坐在上面钓鱼或闲聊;有人用来做桌子,围着它打牌;还有的把桶盖翻过来放置随身物品,有的甚至把不会走路的小孩放到桶盖里玩耍。半年后,城管部门终于发现垃圾桶盖被挪作它用,在强令禁止无效后,干脆全面更换了一种桶盖和桶身固定在一起的垃圾箱。而此时的步行道已经变成周边老人们最重要的日常社交场所,于是他们自发地把家里的桌椅、沙发、书架搬到了步行道上。一些老人甚至动手拆掉江边原有坏掉的石凳石桌,利用这些废弃的石头、木块和其它回收材料,大家一起重新“拼贴”成适合他们身体和活动需求的一个个“新物件”。老人们甚至还成立了“旧家具收集小分队”和“修理小分队”,一些老人还自发形成巡逻小分队,对在某些半遮蔽场所吸烟及乱扔垃圾者进行劝导和教育,共同维护公共空间的秩序。 

仅仅通过摆放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多余”的垃圾桶盖,就能引发城市局部地区如此明显的社会生态改善,何志森老师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什么是城市社会生态的“着床效应”。环境生态学家曾做过类似的实验,把一些报废的公共汽车沉入近岸的海底,这些外来的“多余之物”很快成为海洋生物栖息和繁衍的乐园。以这些废旧车厢为“锚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生态聚落在时间中不断生长壮大,直至彻底改善了原有荒芜的海底生境。看来,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社会生态,都需要依托足够“多余”的生态温床。 “生态”,意味着多线索自由滋长、多角度交织纠缠、多主体互动平衡的“丰沛的多余”,这种“多余”所蕴含的丰富性绝非任何人工构建的复杂系统可以比拟。人类不要试图用语言去定义生态世界的“多余”,最好让其保持维特根斯坦式“不可言说”的状态。我们需要保护城市中看似无用而“多余”的部分,就像保护咖啡的泡沫。一杯被剔除了泡沫的咖啡无非是一杯纯粹的功能饮料,而保有泡沫则保有了啜饮人生的沉思意味。 人文城市,就是能不断酿造“人文泡沫”的城市,“人文泡沫”的浮沉生灭,折射出社会生态的往来代谢。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超速城市化,风干了太多传统城市社会结构孔隙中寄生的“人文泡沫”,却还没有发展出大量制造新生泡沫的人文能力。一场新冠疫情,瞬间拉大了每个人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但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城市、城市与人文、人文与生态的诸多深层关联。我们终将会回到城市,我们也希望回到的,是比以往更好的城市。好咖啡,不能没有泡沫;好城市,也同样如是。好城市为什么必须“保湿”?

“城市建设必须‘以人为本’!”这句喊了近三十年的口号在中国当代城市建设中早已沦为形式主义的话语装饰。因为抽象的“以人为本”,既不能系统化为统一衡量的价值体系,也无法落实为整体的行动策略和具体的技术细节。导致的结果,是许多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中国城市,却建设得离“人”越来越远。平心而论,今天中国许多超一线和一线城市的硬件建设水平,早已位居世界一流;而近年来以各类“智慧城市”、“城市大脑”为名打造的城市软件,更是大幅领先全球;但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短板所在,其实是出在城市“湿件系统”的缺失上。

图|视觉中国“湿件”(Wetware),是IT业与硬件、软件并称的第三种“件”,特指依托生命体而存在的“活”的数据、知识、技能、组织等等。“湿件”涵盖了人与生物的各种状态,包括理性与非理性、头脑与身体、认识与感知、意志与情绪、整体与碎片、连续与突变、完美与缺陷等不同生命态的全侧面。

通过“湿件透镜”来检视中国当代城市,许多原来被“以人为本”这一笼统口号所混淆的问题,可以一下子清晰起来。说到底,“以人为本”这一认知工具太粗糙,既无法析分“人”的理性状态和“人”的自然状态,也难以兼顾“人”的个体行为和“人”的社会行为。而引入“湿件”这一全新的认知工具,则有助于我们提升对城市人文问题的认知分辨率、锐化思考社会生态现象的思维颗粒度。 

从“湿件”角度去理解“人”,就不会简单地把“人”缺省定义为理性的完美造物,及思想和行为高度一致化、逻辑化,永远服从环境指令、永不出错的标准机器。“湿件”之“湿”,意味着“人”是有血有肉、千差万别、无法规范、难以预期的“生灵”,正是这些“生灵”在城市中和合因缘、演进生态、随机迭变,聚积为丰盛复杂、浩瀚细腻的“城市湿件系统”,由此才衍生出幻化万千的城市人文气象。

事实上,“人文城市”的营造是一个长期、系统、周密、细致的“另类技术活”,需要有特别的“湿件观法”和琢磨人心的缜密心思,因此绝大多数擅长打造城市硬件形态的专业设计师都难胜其任。 

说到“湿件观法”,台湾建筑师黄声远算是华人建筑师中一个罕见的另类。1995年,耶鲁毕业并在美国工作的黄声远偶然来到当时还很偏僻的宜兰县,被当地淳朴的风土人情所深深吸引,从此扎根宜兰25年,所做的设计基本上不出以宜兰为圆心的半小时车程范围。25年来,他的工作已经与这座小城完全融为一体,深刻地改变了宜兰的城市面貌,并推助宜兰成为联合国授奖的宜居城市。 

在黄声远几乎所有的建筑作品中,都很难看到一般建筑师惯有的出自“上帝视角”的设计痕迹。在每个设计中,他总是会潜心揣摩,如何让每一个普通使用者在建筑中感到“舒服”和“自在”,为此,黄声远从未把自己固定在某个确定的创作风格上。

以他在宜兰的代表作“津梅栈道”为例:为了解决宜兰河两岸往来交通人车混行的安全问题,黄声远向政府提案并获得批准,在旧公路桥一侧悬挂一架轻钢结构的步行栈桥。就在这个看似只需解决纯粹的功能和结构问题的设计中,他仍然照顾到了行人过桥的行为细节与心理感受、以及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相处。

黄声远对于津梅栈道的设计原则只有两句朴素的大白话——“路要窄,人才能相遇;灯要暗,鸟才能安睡。”路设计窄了,不得不迎面擦肩而过的行人才会点头相互招呼,往来久了,就混成了相逢一笑的老熟人;没打扰到河边栖鸟的安睡,夜行的过客才在桥上走得安心。就在这些几乎微不可察的环境细节上,一座城市得以一点点展开其无形的善意怀抱,散发出接近体温的人文温度。

如果说,“津梅栈道”所体现的人文特质是对人熨帖入微的极致关怀,那么上海杨浦滨江“绿之丘”项目,展现的则是上海这座城市对“人”的无尽“宠溺”。出自同济大学章明教授之手的“绿之丘”,是一个堪称教科书级经典的城市设计杰作。

这座建筑的前身,是上海烟草集团的烟草仓库,由于与市政规划的车行道相冲突,政府原准备将其拆除。值此关键时刻,章明拿出了一个颇富创造性的改造方案——保留原有烟草仓库的基本结构框架,一、二层架空,保证车辆通行;三层开敞打通,成为联通江岸与城市腹地的人行过街天桥;建筑面向黄浦江一侧,被切削成逐层后退的多级台地,其上覆以植被,形成一个人造的绿化丘陵。

“绿之丘”并无明确的城市功能,而是一个多义性的城市场所。“绿之丘”也没有限定的出入口和行进路径,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其中,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流连路径。按照现代建筑的功能主义观法,很难理解人们对于“绿之丘”为何这般喜爱。无论男女老少,个个开心地在建筑中央的螺旋坡道和连接各层平台的钢制楼梯上漫无目的地上下行走,似乎有某种单纯的快乐在行走中被不断释放出来一样。 

中国传统文字中有许多表现不同“非目的性”行走状态的双声词,例如:“徘徊、徜徉、彷徨、彳亍、蹀躞、踌躇、踯躅”等等。而这些词汇到了现代城市中,就通通被用“交通”一词所取代了。现代城市道路上不容、更不养闲人。所有城市设施的设计,都潜移默化地向人们灌输着这样以理性和效率为核心诉求的城市价值观。几乎一切城市道路都是为着达成和促进快速、便利的“交通”而建造——城市容纳的是“功能”而非“人生”。

“交通”这一功能概念,把城市行走中诸多无目的、没头绪、非功利的“人文泡沫”给挤掉了,从此,人们在现代城市中的行走,就变成干巴巴的脱水状态。“绿之丘”正大光明地把“城市徘徊”作为一种人文权利还给大众,干燥的城市因为他们快乐的行走而开始有了若有若无的“湿意”。

在超速发展的城市化年代,人们对城市的追求大多停留在“最美××”的视网膜层面,而忽视了对社会生态影响最大的,其实莫过于“体感”层面的城市人文气候的湿润度。要保持这种湿润度,就必须主动打造可以为城市公共生态“锁水”的“保湿结构”。与物理意义上的“保湿结构”相似,社会生态意义上的“锁水保湿”也同样需要“疏松多孔”的空间结构来保障——“疏松”,意味着可进入性;“多孔”,意味着可选择性。

成都的茶馆、台北的便利店、巴黎的咖啡馆、巴塞罗那的小广场群,客观上都使各自的城市空间呈现出某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状态,因此较之其它的现代城市有着更高的人文湿润度。在“保湿”效果上,“津梅栈道”和“绿之丘”较之这些经典案例,可谓更胜一筹。

 “人文城市主义”的价值取向 

即便在城市栖居一生,也绝少有人能意识到自己其实无时无刻不身处于一场错综复杂而无微不至的组织进程之中。必须认识到,现代城市本质上是一个硬件、软件、湿件“三件复合型”的要素生态组织平台,由一套暗中运行的“城市操作系统”所掌控。“城市操作系统”的构建内核,是共识性、缺省性的城市价值目标与价值层级体系,“城市操作系统”的一切组织指令和技术动作,都必须围绕城市的全盘价值战略而展开。 

应该看到,与很多其它技术领域相类似,由于输入型、后发型发展的历史原因,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也呈现出“强技术、弱系统、轻价值”的不平衡态势。尽管城市软硬件的制造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原本从西方嫁接而来的城市操作系统,数十年来依靠小修小补勉力支绌,面对急剧复杂化的当今世界,还是日益呈现出力不从心的僵化状态。究其根源,首推缺乏对本土城市价值体系的历史性省思、批判性博弈、与创造性升维。

归根结底,城市是一种在空间中长久持存的价值构造,对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如果对城市发展的价值目标缺少深入而充分的讨论,难免会造成城市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轻则贻误城市发展先机,重则带来难以修正和弥补的城市恶果。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价值定位阶段:

城市化1.0阶段,把现代城市理解为一个形式系统,该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现代城市形态和内容要素的简单模仿与照搬;

城市化2.0阶段,把现代城市理解为一个经济系统,该阶段主要表现为风行全国的经济开发区模式; 

城市化3.0阶段,对城市的土地与空间价值产生觉醒,城市土地交易系统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金融工具,城市空间作为政府进行城市营销的巨幅立体广告。该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新城模式和开发商主导的房地产模式; 

城市化4.0阶段,开始把城市定义为一个硅碳合基的超级智慧系统,在强调于物质空间中营造城市硬件系统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城市软件系统的建设。该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对“智慧城市”和“新基建”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进。

即将到来的城市化5.0阶段,也可被称为中国现代城市化的5G时代,是中国现代城市文明从对西方的艰苦追赶转向成熟的自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完成了基础性的城市硬软件建设之后,城市发展的价值重心,势必要转移到城市湿件系统的营造上来。城市不仅需要具备能量与智慧,更重要的,是还要容纳“人”的情感、承载社会的意义。

“人文城市主义”,就是高度重视人类情感价值和社会生态价值,并将其置于城市价值最高优先级的价值选择与观念导向,融贯到行动上,可以打造城市化5.0阶段的升级版城市操作系统。

湖南常德的老西门城市更新项目,就是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实践中进行“人文城市主义”探索的一个典型案例。建筑师曲雷、何勍夫妇,在长达八年的时间中,始终专注于老西门棚户区系统性改造,这项工作迄今仍在持续进行。 

在老西门项目中,“人文城市主义”首先体现为空间的人道主义,整个棚户区1600户原住民,通过建筑师殚精竭虑的设计努力,全部做到了原拆原建,一户不落地搬进了回迁楼。而造价极低的回迁楼,也充分体现了建筑师的设计巧思:建筑立面开窗洞口的灵活错动布局,辅以9种不同肌理和微差颜色涂料的精心搭配,让回迁楼看上去比城市里的中高档公寓还要惹眼。 

其次,老西门项目对于如何营造培育社会生态的湿件系统,有着高度的自觉和精心的系统化安排:1. 在回迁楼底层设计了一条宽敞的外廊,把原本在棚户区摆摊数十年的老鞋匠、老裁缝、老理发师、配钥匙的老师傅等人重新请回社区,并让他们可以风雨无阻地出摊。很快,依托这些摊点,因改造而中断数年的原有社会生态被迅速修复如初;2. 在回迁楼围合的室外中庭,利用回收的传统建材修建了一个窨子屋会所,举办各类社区活动,雨天老人们在窨子屋的回廊中跳广场舞,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3. 利用会所顶部,设置了居民专属的二楼屋顶花园,可以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放在这里玩耍,也增加了家长之间的交往机会;4. 在整个老西门区域内设计了7个不同类型的室外广场,给本地居民和外部访客提供了丰裕的交往和融合空间。

第三,老西门项目最大程度地把“多元包容”的“城市人文主义”理念落实进超量的城市设计细节之中。其中,有传统与现代风格碰撞拼贴的“窨子屋酒店”,也有空间形式充满创造性想象的“钵子菜博物馆”,每一区段的建筑风格都尽量做到混杂相融,600米长的水街上设计了16座桥,每一座桥的形式都迥然不同。四期工程完成后,完全看不出统一设计的人工痕迹,宛如在时间中自然形成的城市街区。

正是许许多多像常德老西门一样自下而上蓬勃“生长”出来的优秀城市案例,让我们愈加坚定了三联人文城市奖追求“人文城市主义”的既定价值取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即将来临的中国城市化5.0时代,全球最好的城市将会越来越多地出自“中国制造”;而中国未来的人文城市,也必将对人类的城市文明历史进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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