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你穿纸尿裤是什么感觉”“感觉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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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工作人员,马路上没有行人,路上车辆也非常稀少——当时觉得,我们好像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在面对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武汉当地的医生护士有种乐观的精神,按照湖北古代的文化传承,叫“楚不服周”。我问他们,“楚不服周”用武汉话怎么讲?护士说,“我信你个邪哦”。

2020年7月26日,“我是科学家”第23期演讲现场,北京医院外科ICU主治医师刘韬滔带来演讲:《穿纸尿裤为患者穿刺是什么感觉?沉甸甸的》。

刘韬滔演讲视频:

以下为刘韬滔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是北京医院外科ICU的刘韬滔医生。

今年2月,我跟随北京医院国家抗疫医疗队去了武汉。出发时,北京刚刚下了一场大雪,首都机场地面上好多雪都没有消融,大家的心情也有一点点沉重。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机场里面空荡荡的,没什么工作人员,马路上没有行人,路上车辆也非常稀少——当时觉得,我们好像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在面对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当地司机带着我们从天河机场往武昌方向走。过长江时,司机给我们介绍,看,这就是长江,前面就是黄鹤楼、户部巷。我其实之前去过武汉,印象中的黄鹤楼和户部巷景区非常热闹,这次去看,一个人都没有。

第二天傍晚,整个医疗队分为了六个治疗组,四班倒,就跟在工厂上班一样。随后,我们第一个治疗组就出发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在蔡甸区中法新城院区那里,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了,我们坐车过去。到了蔡甸区,看到交警站在路口检查车辆,大家心情一下就觉得有些沉重。再抬头,看到红字在夜晚天空特别耀眼,还觉得有些紧张。

同济医院不像地坛医院那种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本身就有专门的分区;但我们进去后,发现它已经进行了一些改建,这是我根据回忆画的一个隔离病房示意图。

我们从医护通道进入——病人会从另外的患者通道进来。进入后,就看见一个黑色大门,那是更衣室,大家进去换衣服,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戴上口罩、护目镜。然后,一部分工作人员留在清洁办公区,通过对讲机和电话跟里面沟通,另一部分人再穿过后面好几道门,进入隔离病房。每经过一道门,大家心情都会更紧张一些。

工作完一个班次后,大家再出去。我们是二级防护,有内外两层,所以出去时,消毒也分为两个大的步骤:先在一个消毒区把外层脱掉,然后到第二个房间脱内层。每脱一件东西,都要做一次手消毒,包括护防护服、N95口罩等等。

有时,还会根据病人的情况使用头罩和正压头套。

这是当时我在中心护士站拍的照片,是一个标准的二级防护。

在这张照片中,我戴了一个像古代大侠的头罩。我们在给病人采集核酸时会戴了这个东西,因为病人可能会呛咳甚至呕吐,可能会有一些病毒喷溅出来,所以防护会更严密一点,把肩膀都包起来。

这张照片里,我戴了像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它就是正压头套。我还背了一个黑颜色的小包,包里有一个带滤芯的鼓风机。工作时,风机会把气流灌到我脑袋上的头套里,我呼出来的气体就从脖子出来了。其中一些气体会把我的隔离衣吹起来,所以跟旁边苗条的护士老师相比,我好像特别臃肿——实际上我没有那么胖。

这是另外一位护士老师的照片。在清洁区,我们采取一级防护,只戴外科口罩和帽子。由于天气比较冷,没有开空调,有的老师外面还穿了羽绒服。

当天走的时候,有点激动,我还在酒店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不过,我当时穿了一个纸尿裤。

为什么穿纸尿裤?

因为我担心第一次进去可能会工作很长时间,去卫生间不方便。我之前得过一次泌尿系统结石,特别疼,所以我也不能少喝水,就采取了这种办法。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进入隔离病房后,病人很快就来了。我们之前的培训说,最好不要跟病人面对面交流,因为担心咳嗽喷溅飞沫。于是我就站在病人旁边跟他问诊,但没有想到病人扭过身子、转过头来跟我说话——人与人交流习惯面对面去说。然后,他一说话就咳嗽,我就下意识地就屏住一口气——当时觉得肯定有好多病毒随着咳嗽就喷在我的面屏和我的隔离衣上面。

还有的老师进去时比较小心,把护目镜跟面屏戴得特别紧,就有一点点轻微的压力。刚开始可能不觉得,但这个压力一旦持续半个小时以上,就跟戴了紧箍咒一样,特别难受。所以后来大家都有经验了,就调得稍微松一些,让大家舒服一点。

这是后来我们给一个病人做ECMO治疗(即体外膜肺氧合,主要用于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以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的照片,我在给他放颈内静脉。那天晚上,我们连续工作了大概七八个小时。我后来发现,只要一旦开始正常工作,紧张啊寒冷啊这些很快就忘记了。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一直没有使用过。我们有位主任有一次工作时间太长了,就忍不住小便了一次。大家都很好奇,我就在去换衣服的时候,询问了一下——

“主任,你穿纸尿裤是什么感觉?”

“感觉沉甸甸的。”

我们刚去时,有的病人出现休克。ICU的病人情况都很严重,我就给他做穿刺,放一个股静脉。我平时就戴了两层手套,操作时要求无菌,所以还要戴一层无菌手套,这一共就是三层手套。当时超声机还没有到位,全凭医生操作;病人处于休克状态,血压非常低,摸不太清楚——幸好我们基本功还不错,能够很快做成。后来超声仪这些机器到位,操作就很方便了。

工作了半个多月,大家已经很习惯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了。我们酒店楼下有一个江滩,医疗队也允许我们在楼底下短时间地稍微放松活动一下,心情会稍微好一点。

很多北方的医生跟病人交流,其实听不太懂当地的方言。我也比较喜欢学方言,所以跟当地医生护士交流的时候,会学一点武汉话。

比如,病人说他发烧咳嗽,他说:“我咳嗽,我发烧。”我学了一点点武汉话,有时候也跟病人半开玩笑拉通一下感情,说:“你滋一哈。”就是拿纸擦一擦的意思。跟他们交流沟通,感觉挺不错。

2月底,我们就觉得整个病情其实是在慢慢控制,病人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在减缓——相比统计数据,我们临床一线的切身体会应该更早一点。

但3月初,很多病人实际上还是病情很重。

比如,有一个病人我们觉得治得还不错,病情比较稳定。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呼吸严重衰竭。我们先是给病人做了呼吸机治疗,但他的呼吸衰竭仍然没有很好地纠正,所以整个医疗团队就半夜过去给他做ECMO治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病人其实把我们当时能够想到的治疗手段都用上了。比如说,我们做了呼吸机的机械通气,做了心电监测,做了ECMO体外膜肺,还做了肾脏替代……

当天夜里,病人的氧饱和度当时只有80多了——氧饱和度低于90,时间一长就可能出现心跳骤停,所以我们马上做了ECMO治疗。我拿了一根很长很粗的导管,把它放到病人的股静脉里面去,做完治疗后饱和度就到100了,效果还不错。这个病人愈后情况还可以,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把他移交给当地医院了。

加上路程,我们每天前后差不多有10个小时要在医院待着,有时候跟当地医生护士一起吃一点简单的饭。大家开始时会觉得饮食有点不习惯,我还好,有时候吃一点热干面当做主食。

我喜欢武汉的文化,觉得当地的医生护士有一种很乐观的精神,按照湖北古代的文化传承,叫做“楚不服周”。

我就问他们,“楚不服周”用武汉话怎么讲?护士跟我学了一下,说“我信你个邪哦”,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在4月初,我们就知道肯定要撤离了,因为病人好多都出院了。但突然通知我们走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有一点突然。在一起工作了两个月,确实是有很深厚的感情。

临走时,当地省委、省政府、市委都来给我们送行,还包括酒店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在走的路上。很多行人看见我们车队,就自发停下来跟我们挥手;对面很多车辆看见我们,也停下来给我们按喇叭。

当我们经过高架桥时,看到楼里面有好多人,都伸出手来跟我们挥手。我们之前在酒店住,酒店旁边的高楼都关着窗户,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家庭。我们走的时候,这些人都伸出手来,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满头白发,用颤巍巍的动作跟我们挥手,觉得特别感动。

到机场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医疗队。病区时同学朋友都没有机会见面,劳动纪律也规定我们不能串门;但到了机场,人山人海,我们反而能够遇见了。

回想大年初一那天,我陪父母在中山公园和天安门广场闲逛,当时行人游客非常稀少。就在那天中午,我们医院通知大家要去支援武汉,我马上就报名了。我以为父母会比较担心,没想到我父亲特别地支持我——我父亲以前也是医生。

我想起以前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时候,司马迁说他父亲让他记录历史,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里面。“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讲,感触也一样。

我在武汉工作了两个月,不管是业务专业水平,还是个人的社会阅历,都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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