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低于日本,会对经济造成怎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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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与之前年份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性别结构有所改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由总量压力转变为结构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在相关评论文章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口高速甚至于超高速增长的时期已渐行渐远,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正渐趋尾声,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时代则渐行渐近。”

而在中国人口增长率持续放缓、老龄化加剧的背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逐渐下降的生育率。

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1.3,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3个孩子。

理想状况下,一对夫妇需要养育2个孩子,才能确保持上下两代人口的基本平稳,考虑到其他因素,学界一般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

据自媒体公号“智谷趋势”撰文指出,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是2.41,而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0),甚至比“高龄少子化”的日本(1.34)还低。

据统计,2016年中国新生儿数量是1846万,连年下降后,2020年中国新生人口的数量仅为1200万。

有机构预测,如果按照近几年的下降趋势,5年内中国新生人口的数量将会跌到1000万以下。

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未来年轻人的数量将会大幅减少,如果持续这么低迷下去,很可能还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而同时,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会逐渐升高,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深,社会的抚养比也会失衡。

低生育率下,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母婴相关行业。MobData数据显示,在2014-2019年间,中国母婴用品市场规模从1.65万亿元增长至3.36万亿元,复合增长率约14%,但2019全年增长率仅为11.2%,呈现出下降趋势。

母婴行业或逐步向存量市场过渡,目前一级市场投资普遍认为,母婴项目已经是红海市场,用户生命周期不长,流量成本非常高,大部分母婴项目融资近两年都表现较差。

而低生育率不仅只对相关行业有较大影响,长期来看,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更大。

低生育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逻辑,简单来说是新生人口补充不上,劳动力就会匮乏,生产成本随之增高,东西会越来越贵,企业会丧失竞争力,利润越来越少,打工人的收入将无法提高,消费也就上不去,由此进入恶性循环,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

在低生育率的后果方面,美国、日本、韩国的现状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美国最大的一次婴儿潮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新生人口对之后几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伴随着这一批人的逐渐老去退休,美国经济增长也逐渐疲软,2019年为经济增长仅为 2.4%, 美联储对较长期的经济年度增长预测为 1.8%。

而邻国日本,从1994年开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结婚率生育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缓慢,2019年日本GDP增速为0.65%。2020年受疫情影响,GDP增速为-5.81%。

相比起来,韩国的人口形势则更加严峻。2020年,韩国的新生人口仅为27.58万人,同比减少10.65%,死亡人口约是30.78万,同比增长3.1%。

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曾对韩国的人口问题作出预警,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生育率,到底怎么了?

尽管二孩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中国每年的新生人口仍然逐年下降。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三胎”政策,就是为了能改善中国的低生育率情况,优化人口结构。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首先,出生率下降现在是世界性现象,而非中国独有。可以说,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这一过程也被称之为“人口转变”,即死亡水平先下降,随之生育水平也开始下降,这种规律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得到了验证。

人口转变也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过程,现代化进程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发展、经济独立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现代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生育行为也转向了“少生、优育”。

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生育政策的影响,也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前期政策的惯性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方面,长期的严格计划生育已彻底改变了社会生育观念;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还大大降低了育龄女性基数。

当前中国20-35岁妇女数量较十年前萎缩了13%,未来十年还可能将萎缩30%以上。

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人们选择婚姻和生育的自觉也逐渐增强。以往“婚姻—生育—家庭”的观念被质疑;

历史上国人的婚姻负载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核心需求,而现在,对情感的需求和满足是当代年轻人步入婚姻的关键指标。

2020年发表于《欧洲人口杂志》的一篇论文研究了受教育程度与生育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当地女性普遍推迟生育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生育率。

换句话说,生育率降低,一部分也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

据统计,1947年,中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有5.4人,到2005年,下降到每个家庭3.1人,七普数据统计又减少了0.48人。平均下来,已经无法满足“三口之家”的标准了。

也就是说,中国单身人口和无孩家庭的比重,比以往提高了许多。2018年,中国的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其中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预计到今年,这一数字会上升到9200万。

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813.1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后,再次跌破900万对的大关。同时,这也是2003年以来的新低,仅为最高峰2013年的60%。

除开现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一个关键性因素还是现在生活压力太大、生活成本太高。

大部分青年仍需要花费绝大部分精力和收入,去维持和获取更好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

而关于生娃这件事,除去孩子简单的衣食开销,还有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养孩子的每一个阶段都开销不小。

换句话说就是:生的起,养不起;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三孩政策出台后,社交媒体上网友表达出的生育意愿也并不强烈。

“国家虽然允许生三胎,但我们自己并不想再生,而且一孩甚至都不想要,更何况还是三孩?”

在相关调研问卷中,有观点甚至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生三个孩子?必须得是富人,生三孩那才是财富的象征!”

新生代父母的育儿困境

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90后占母婴群体的比例达52.9%。如今,90后群体接过了生育棒。

新一代的年轻父母,整体上文化层次并不低,物质条件也远胜上一代,但在育儿问题上,似乎比自己的父母辈要焦虑、手足无措得多。

育儿焦虑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的巨变息息相关,当代社会中的竞争压力、阶层晋升、教育公平等方方面面,无不刺激着新一代父母的神经,生育率下降同样也反映出了中国年轻夫妻所面临的“育儿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急剧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巨型的市场催生出了远超一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岗位,而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仍在50名开外,地区发展水平差异逐渐拉大,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大城市会更具吸引力。

因此,年轻人不断涌入大城市,去追求更高的学历、耗费更多的精力来博一个“好未来”,这也导致了一种竞争式的育儿文化。

因为,无论是对下一代子女“向上的期盼”,还是“防止跌落”的担忧,都会让竞争加剧,大城市的生存难度也会变得更高。

时至今日,高考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如果没有高考,分数外的竞争更会是难以想象的激烈,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许永无出头之日。

于是,高考顺理成章的成为“捷径”,是无数家庭为之不断竞争的目标。

此前,大部分家庭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级路径是从购买学区房开始。好的学区房能让孩子上个好小学,之后再一路课外补习,确保孩子成功升上高中、考上一本及以上大学,毕业以后再参加公务员和国企考试,得到一份正规且稳定的工作。

而中国大城市有限的财政和公共服务,却难以满足大量新流入人口的需求。买房难、建档难、就医难、入托难、上学难等问题也就不断凸显。

很简单,有限的资源被过度竞争,就会陷入内卷。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竞争式育儿文化最鲜明的表现,每位父母都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因此,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则越来越成为不容小觑的大问题,校外培训班也越来越成为新生代父母难以承受的养育之重。

现在双减之后,课外班竞争的发力点则转移到了各类兴趣班上。“别人都在学,不学怕落后”是众多家庭报班的重要原因,体育艺术类培训课程也随之疯狂涨价。

在社交媒体上家长晒出来的“精英教育”账单里,少儿级别的冰球训练一节课450元,一周上课4至5次,一个月下来单学费就要8000多元,除此之外,各类乐器的学习也少不了。

而在网上流传广泛的“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里,北上广深的养娃成本更是早已超过了200万。

除了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各省内也同样存在人口向相对发达城市集中的趋势,因此中西部大城市对教育的“军备竞赛”,也不比一线城市轻松多少;

京沪群众们担心的问题,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父母平时省吃俭用,但面对孩子大几千的课外班费用时,却丝毫没有犹豫。

除开占大头的教育费用,养育子女的医疗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更是加大了家庭总体消费支出。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养娃不知养娃成本高”——这大概是每位新生代父母的烦恼,养娃的高支出也让孩子被形象的戏称为“四脚吞金兽”和“行走的碎钞机”。

此外,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很多年轻家庭都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家庭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二胎三胎的讨论里,很多父母都表示坚决不再生了,除开养娃的高成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育儿难”。

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养一个已经太累了,身心俱疲,养不动第二个,更别说三胎了。

在孩子出生后,首先摆在新手父母面前的第一大问题是:孩子谁来带?

在中国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下,都需要夫妻二人共同工作,才能维持生活质量,但如果两个人都上班的话,就会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办法就是由家中的长辈带——老人天天在家不用上班,正好可以帮忙带带孩子。

然而,在不同生活背景下成长、具有不同知识体系的两代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育儿观念的冲突,反而会新增更多的家庭矛盾。

虽然老人带娃有缺点,但家中有长辈能来帮忙照看的,也算是幸运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大部分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拼。

很多父母都不放心直接把孩子送回老家,但如果把家中老人接到到城市,则意味着住房需求和生活成本的进一步提高,老人也需要重新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

婴幼儿时期过后,对孩子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引导,不仅会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求家长们掌握好正确的教育方法。

而新生代家长在家是孩子父母,在外是承担着职业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职场人、社会人,受到角色身份的冲突和时间精力资源限制的双重掣肘。

日常休闲娱乐和事业发展是青年父母在育儿路上需作出的较大牺牲,其中女性家长的牺牲相对更明显。

《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家长每天花 4.6 小时陪伴孩子,其中女性家长是照料和辅导的主力。

“生育惩罚”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点。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都会因为生理和家庭责任的原因,难以在工作上投入与同龄男性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在家庭制约、人力成本、雇主歧视等因素还在加深女性的生育代价的前提下,仅靠单一的产假政策,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女性的生育与生产矛盾。

因此,为已婚已育青年制定一整套协调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是当务之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公共政策越早干预生育问题其效果越好,且各国几乎都采取了多部门“合作治理”手段,也即在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时,往往多种政策多管齐下,政策间相互配合与补充。

在目前阶段,中国“生育友好型”公共政策必须是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共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组合,再配合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和付出,以期对破解低生育率之难、化解“育儿贵”“育儿难”之困,发挥政策组合拳之功效。

从国家政府层面上,制定并实施“三假两补一优惠”制度;

即:延长产假制度、二孩附加产假制度、延长父亲带薪陪护产假制度,同时针对新生儿家庭的现金补贴制度、租房住房补贴制度,以及面向新生儿家庭的税务优惠制度。

从用人单位层面,对有生育责任的女职工在绩效考评、职称评审、职位晋升等方面,不能采取区别对待甚至歧视的措施,在怀孕、哺乳、入托等特殊时期,应适当增加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允许特殊情况之下的远程上班等等。

从家庭和个人层面,要调动家庭可利用资源,如争取隔代照料,夫妻互相协调,分阶段合理安排个人职业发展目标,预留精力时间等资源空间,以圆满完成子女养育的社会责任。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新生代父母面对育儿问题不再焦虑、紧张,才能使其真正释放生育意愿,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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