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政观:“刻舟求到剑”的治国术和帝王统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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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朝人眼里,强者疑似有两种心理,一种是类似刘邦仰视秦始皇的心理,“大丈夫当如是”;另一种是类似项羽鄙视秦始皇的心理,“彼取而代之”。同时,这两种心理,对于崇拜者、盲目追随者来说,又衍生出另外两种心理,一种是人人都羡慕都想当皇帝----正如很多人骨子里面都有一个“小毛泽东”一样,还有一种是相反的心理,当政权快垮台时,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里的“老鼠”换成了皇帝,变成了“皇帝过街,人人喊打”。

那么,对今天而言,皇帝是谁?“小毛泽东”是谁?

在天朝互联网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敏感词”:“此页不予显示”,或“404”,他就像奥威尔《1984》里的“老大哥”一样无所不在。

安倍晋三遇刺当天,天朝互联网上有一首歌铺天盖地,歌名叫《可惜不是你》。

这个“你”是指谁?或是“此页不予显示”。

看似荒诞,其实一点都不荒诞,都有逻辑可循。

一、言必称红色基因

他----这个天朝“老大哥”,确实越来越像一个皇帝了,因为皇帝首先要标明身份----红色基因,出身好。

坐天下的皇帝的红色基因是祖传的,而开国皇帝也得有红色基因证明。大明的朱元璋皇帝,不能免俗,他早就有红色基因,《明史》有记载:“太祖高皇帝,是朱世珍最小的孩子,朱世珍的妻子陈氏刚怀太祖时,梦见神仙送给一粒药丸,放在手掌中有光亮,就吞了它。醒来后,嘴边还留有余香。等到分娩,红光满房。从此,夜里多次有亮光涌起,相邻望见感到惊恐,以为是着了火,每每赶来相救,赶到时却没有火,等待太祖长大,姿容雄伟,有奇骨于头顶。”

这就是当年朱元璋的红色基因,如果无此红色基因,就不能说明他统治大明的合法性。

天朝皇帝的心胸也就这么一点,言必称红色基因,言必称根正苗红,言必称不忘初心,言必称爱党爱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不在欧洲徘徊,而是在东方徘徊,东方皇帝们还在做着“东升西降”的美梦,这就是后世皇帝的标配,粉饰太平的“小毛泽东”们的标配。

二、大小流氓治国,擅长统一思想统一口径,谎言治国指鹿为马

既然有红色基因,理应有一百个自信,让人说话,可惜皇帝们大多不喜欢让人自由说话,动辄严办妄议中央皇族,“老大哥在看着你”。

周厉王时期,他的残酷暴虐罄竹难书,人们不能公开批评,就只能换着花样,讥讪嘲弄。厉王大怒,在卫国雇了一些跳神的老婆子,监视他们,“以告,则杀之”。这是最早的“404”的例子。这个办法愚蠢透顶,如果以一双眼睛盯一张口计,全国就得有一半人口被训练成卫国的老婆子----百姓不能说话,只能“道路以目”,眉目传无情。

本来,孟子说,“君视民若草芥,则民视君若寇仇”,可是皇帝是大流氓和小流氓的混合体,铁腕铁拳铁杖,不管是孔老夫子还是孟老夫子说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让你统一思想,统一口径,就得给我统一思想,统一口径,流氓无下限,无底线。

司马迁将“开国之父”刘邦写成无赖儿郎,并斥汉武帝“好大喜功,残民以逞”,就是看穿了皇帝们的本相,就连后世的“四人帮”大员张春桥也在谈到流氓阿飞打群架时说:“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四人帮”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亲信,跟着张春桥的调子,道破天机,说不是流氓就当不了皇帝:“打头阵的都是流氓,规规矩矩的人是搞不起来的,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曹操从小也是打群架的。”张春桥非常明白毛太祖的出身,他甘愿俯首称臣,做牛做马。

这个红太祖毛泽东,曾在文章中对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五种游民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早年他在井冈山时期正是持这种态度的。

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事实上,他的敌人是国民革命政府,他的朋友是苏联,是强盗、土匪、流氓。

现代学者萨孟武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总结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他还说,贫穷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们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对于大小毛泽东而言,“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所以,“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帮会(党国)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这名红太祖公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会议亲历者李锐在其所著《“大跃进”亲历记》里,全文记载着此段话,只是少了最后的“(大笑)”两字。有评者认为,或许,“(大笑)”一类插在要人讲话记录稿中的注脚,属于记录重要讲话时旁及当时氛围的实录,类似的还有“(全体鼓掌)”、“(热烈欢呼)”等等,总使读者对于讲话的场景感同身受。问题是,你若在场,敢不敢不“大笑”?

皇帝和随从们,指鹿为马,让人大笑,人就得大笑,“清风不识字”,“留发不留头”;皇帝和随从们要人闭嘴,禁止人说真话,人就得闭嘴,指鹿为马,因为皇帝和随从们怕真话,怕人们识别出他们的流氓本相,因为他们的起家就是靠恐惧、利益拉拢和谎言控制一切,所以他们到死都不让人说出真相,他们的继承人也都是如此。

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恐怕在一段时期以来是这样。天朝的敌人就是美国,敌人的敌人就是美国的敌人----苏联,从此这位“老大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老朋友都是干些什么事情呢?苏联入侵阿富汗,入侵叙利亚,现在变体俄罗斯,又在入侵乌克兰,可在某些人眼里却是“中俄合作无上限,中俄关系只有加油站”,结果外交成了“烂尾楼”。

从历史上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成为坑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公元1115年,女真人正式建立金国,立即就向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远在南方的北宋政权大喜过望,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憧憬着“全世界受压迫国家联合起来”,乃遵循“远交近攻”的祖传秘方,不久派赵良嗣前往联络,随后另派人渡海去与金国订立了更具体的“海上盟约”,约定宋、金双方南北夹击敌人辽国。岂料金军刚刚攻占了辽的首都,俘获了辽的天祚皇帝,气都没有歇一口,跟着就乘胜进入昨天的“朋友”北宋。愚蠢而懦弱的宋徽宗这才大梦惊醒,后悔莫及,但一切都迟了,可怜的北宋皇帝徽、钦二宗做了金兵的阶下囚,终日以泪洗面,客死异国他乡。

其实,敌人的敌人,甚至可能是更致命的敌人。同样的一幕悲剧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演:百年之后,公元1233年,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国”----敌人的敌人。哪想到宋军遵约刚收复了开封、洛阳等地,蒙军就马上前来争夺,一点没有“盟军”的友好姿态,而是毫不留情地把宋军打得弃城而逃,由此拉开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灭宋之战”的帷幕。

历史应该留下这样的教训:就是真正的敌人所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只是口头上叫叫。他们心里想的一直都是“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敌人,看不清楚,反而“半信半疑”,就沦为被人摆弄的“儿皇帝”了。

向来识时务的丘吉尔就不当这样的“儿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是说法西斯德国的敌人肯定都是朋友。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记述,在大英帝国最艰难危险的时候,丘吉尔始终没有把苏联作为真正的朋友。他对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议都持怀疑态度,留一手。1944年8月,当苏联军队已经打到维斯杜拉河东岸,与波兰首都华沙隔河相望的时候,被德军占领的华沙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指责苏联军队隔岸观火,拒绝援助起义人民,听凭德军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苏联方面则反驳说华沙起义是“一小撮罪犯发动的华沙冒险事件”,华沙起义领导者是“波兰地方贵族政权的败类们”。说起来波兰和苏联都是“同盟国”,都在同一个“朋友圈”,是各自敌人的敌人,但他们之间何曾有一点“朋友”味?丘吉尔对苏联这个敌人一直看得很清楚,问题是现在的天朝当局者,根本看不见历史教训和埋藏的祸根,一直不敢直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四、皇帝们向来反对开放

皇帝们的思想僵化,顽固,必然导致国策守旧,对外充满敌意,反对内外开放。历史上例子比比皆是,明太祖朱元璋,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偏见和固执,全然不顾已经产生的严重后果,从明洪武三年(1370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近30年间,接连下达几十道禁海命令,禁止所有民间贸易,还一度取缔政府间的“朝贡贸易”,“不许片板入海”,违者一律处以重刑。到明嘉靖朝,海禁已处于最严时期。随着大明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煤山,纵横关外的八旗子弟进驻了紫禁城。

到了清代,皇帝们在对待海洋的态度上,同样“不忘初心”,重走老路、邪路。1840年,当英国舰队打进国门的时候,清道光皇帝才急忙慌张地打听英国究竟在哪里、有多大、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连当时的海洋强国英国是大西洋中间的一个岛国这样基本的地理知识,他都没有,更别说对英国国情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与掌握。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对世界形势、对外界情况的愚昧无知到了何等地步。甚至此后百年,闭关锁国又多次重演,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其实还是继续“长征”在邪路和老路上,即使撞死在南墙也不回头。

五、愚蠢的当代治国之术:“刻舟求到剑”

古代有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可在今天,这个成语应该改为“刻舟求到剑”。

《吕氏春秋》记载,古代有楚人乘船时佩剑掉入水中,他就在船上掉剑处刻了一个印记,等船到了岸边他按照船上的印记到水下寻找,这个成语比喻人拘泥固执,不知变通。吕不韦说这个比喻可用在治国方面,他认为君王治国应要符合时宜,不能一味沿袭旧法,因为环境会随着时间改变。

今天的“刻舟求到剑”治国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经济下行,很多人负债累累,可是中共却正式宣布迎来了全面脱贫,共同富裕,全面实现小康。这个小康就是剑,对小康的期待其实就是刻在船上的印记,眼看小康已经掉入水中了,在船上的人还在胸有成竹地刻个印记,等船停下就能找到小康,傻乎乎地以为小康指日可待。

如此“刻舟求到剑”治国术,不仅仅如此,他还高调宣布已经刻舟求到了剑,已经实现了小康,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已经消除了贫困。本来,没有实现的事情,却宣布实现了。正在说的事情,却宣布已经做了;正在做的事情,却宣布已经做成功了。错误的印记,错误的期待,“刻舟求到剑”的治国术就是如此愚蠢。

动态清零政策也是如出一辙,明明没有清零,不能清零,却宣布全面清零,全域清零,静态清零,这也是“刻舟求到剑”治国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共同富裕是乌托邦,动态清零是一种假想。“刻舟求到剑”就是自欺欺人。

六、共同富裕就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

要说共同富裕,先明确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真实数字,李克强公开说全国人均月收入1000元或千元以下的约有6亿人。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的估计约有8亿人。现在看上海市和广东省,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在3000元、5300元,年收入6.4万元和3.5万元之间。疫情之后,这个数据可能更加难看。这个时候,还说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痴人说梦而已。

再看近几年欧洲的市民收入,意大利人的平均月薪2189欧元,相当于1.6万人民币。西班牙人的月薪2189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元。英国和德国略高,分别是2498欧元和3771欧元,相当于人民币1.9万元和2.9万元,法国和德国人均收入大致相同,平均税前工资为3936欧元。

还有一个2003年的老数据可以参考,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70%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当时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9,现在是1:6.89),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1800至2000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8000欧元,当时相当于7.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年薪90多万人民币。20年前,欧洲的农民年薪就比现在上海中产阶级的年薪高约两倍,欧洲人才是真正实现了全面脱贫。

上海人的月收入本来就普遍高于天朝其他省会城市,若年薪达到7万人民币,其实和欧洲比,不过是年薪1万欧元,这还叫实现共同富裕了,其实是仅仅处在温饱阶段。

所以说,有了愚蠢的“刻舟求到剑”治国术,也就有了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三个有利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梦”等等花里胡哨的口号。“刻舟求到剑”治国术之下,所谓实现共同富裕,全面脱贫和实现小康,不过是愚弄百姓、掩盖真相的招数,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

七、秦始皇们的帝王思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撰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1945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因为他11月23日看了红太祖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的《沁园春・雪》,把词抄给傅斯年,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有收录)。

王芸生对此有感而发,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总结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中华民族应该翻身了,但却是从二千多年专制传统及一百多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大翻身。岂容太捡便宜?要从根算起,尤必须广大人民之起而进步。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谢泳教授在《王芸生的历史感》一文中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王芸生当年发表他那篇文章,就是冲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而来的。”此点倒是当年的大才子郭沫若看出来了。郭沫若在1946年7月上海出版的《周报》(四十六期)和《萌芽》月刊8月号(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时刊登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对王芸生的文章进行了反击。

郭沫若在文章中说:“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工作认为‘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郭沫若引述了王芸生文章开始的一段话之后,又说:“这明白地是在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并不‘民主’,他们是压迫‘中华民族’的,‘小百姓们’,赶快‘起来’把他打倒!”郭沫若还批评王芸生文章,“言外之意是要让人自行领会的,率性替王先生说穿吧,今天的毛泽东也在‘争统治人民’,假使毛泽东当权说不定更坏,而且还有‘勾结外援’的嫌疑啦。”郭沫若斥责王芸生,以为他曲解了毛泽东词的寓意,事实上毛太祖执政以后正如王芸生所言,郭沫若也确实说对了这段反话,看天朝历史,杀人流血,比比皆是,打江山,坐江山,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今天看,历史上的这些大小毛泽东们,整个人都活在帝王思想里面,中毒太深,遗臭万年。

《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可偏偏那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见了埃及副总统莎菲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在“家天下”时代,当皇帝本来就要继承家业,打下江山,守住江山,还要顾及奉天承运,体恤苍生疾苦,肩负责任,就要恩泽万邦,反之,“君视民若草芥,则民视君若寇仇”,这个皇帝就是寇仇,人人当除之。可惜,中国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独立宣言明文确立,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天赋人权,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和废除它,并建立新政府。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一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所以说,美国总不会出现视民若草芥的寇仇秦始皇,而在天朝,却总也少不了寇仇秦始皇们的轮番登场。既然有“可惜不是你”,那么只能坐视“天下苦秦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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