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冷战”:民主败给了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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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雅典,一个小小的“城邦”(polis)——不是有些国人理解的“城市国家”,而是一个拥有城市的“小国”。而古希腊有些polis,包括一度最强大的polis斯巴达,是没有城市,甚至没有城墙的。

但斯巴达与雅典都是“公民政治共同体”,它们也在这个意义上被视为两个城邦即polis,并由此衍生出politics(城邦公共事务,即“政治”)、policy(城邦政治给出的公共事务细则,即“政策”)、police(城邦治安,即“警察”)等起源于西方的近代概念。

当然雅典这个polis不同于斯巴达,她不仅有城市和城墙——乃至古代罕见的、不仅保卫一个“城市”而且保卫同一政治体内两个城市(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双联城墙”,更重要的是她有高度发达的公共政治参与模式——民主政治。这使雅典获得了“民主发源地”的美名。

在古典民主时代,雅典城邦人口按不同估计在20~40万人,土地最多时也仅约1000平方英里,只相当于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即便在古代所谓“地中海世界”中与埃及、波斯、罗马、迦太基、马其顿等相比,也也只是一个蕞尔小邦。甚至在今天希腊版图内,雅典领土也不及斯巴达,更不及后来的马其顿,很可能也不及此前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一些“宫廷国家”。

而且即使在古代,雅典也并非总是“民主”的。“黑暗时代”与“古风时代”的雅典曾与前共和时期的罗马一样,处于所谓的“王政”之下,当时的雅典人受王(巴塞琉斯)统治,公元前700年左右结束王政后又由贵族统治。

按一般的说法,她的民主转型始于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粗成于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而在所谓的伯里克利时代达到全盛期。

▲梭伦改革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就走了下坡路。尽管从形式上看战后的民主似乎更加“激进”,但一般认为实际上这恰恰是它陷入危机的体现(本书作者奥博并不这么看)。

公元前338年雅典落入专制的马其顿控制下,民主政治基本没落——一般认为它在公元前322年最终被废弃。

接下来,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雅典作为一个有限自治的城市,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古典传统,但“伯里克利民主”已经不复存在。

历经拜占庭、十字军拉丁君主、威尼斯和奥斯曼时代后,雅典已经基本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同化,以至于近代民主宪政的潮流从英、美、法兴起,乃至席卷欧洲后,雅典仍长期成为欧洲“被民主遗忘的角落”,宪政进程非常坎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初兴,军人政权下台,希腊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南欧国家才开始了现代民主的时期,雅典也才找回了她失落了两千年的“民主传统”。

总之,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古典的“雅典民主”从梭伦改革到马其顿控制,满打满算不过两百多年,初期贵族政治成分还很大,后来也有多次寡头和暴君统治的插曲。典型的“伯里克利民主”实际只有几十年,最多不超过一个世纪的实践。

▲伯里克利时期的公民大会

但是,这幺小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和(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而言)这么短的时间,却都无损于“雅典民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和持久光辉。

古典民主时期,雅典经济发达(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论)、政治清明(那时或许有决策错误或“多数暴政”,但即使批评者也承认,滥用公器的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是基本没有的)、文化鼎盛、思想解放,其群星灿烂之光穿透后来的千年黑暗,一直在启迪后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始终与贵族(寡头)制、独裁(僭主)制乃至所谓“东方专制”不断地斗争,民主政治内部的“好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和政治)与“坏民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暴民政治)也在时时纠缠。

这与历史上常见的宗教、文化、种族纷争不同。在同一种族同一文化传统中的这种政治制度的比较样本,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同时,民主雅典对当时希腊城邦世界“国际政治”的参与,也不同于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同质性诸侯问鼎、“群雄逐鹿”与列强争斗。除了无疑存在的霸权争夺成分,还有明显的制度较量内涵。

正如修昔底德评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所言:“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

显然,与今天完全把国际关系当成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的一些庸俗“国际政治学者”不同,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得出“老大”一定要掐死崛起中的“老二”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

他虽然不否认雅典与斯巴达冲突有争霸色彩——是个人都能看到这些。但他更深刻的是看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国与国冲突的背后,本质上是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冲突,这与“五霸七雄”之斗是不同的。

在这个意义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冷战”(不仅指当时还没有热兵器,更指这实质上是两种制度之战)。但是,这次的冷战结果是民主制度的失败。这对于仍然要面临制度比较、制度竞争、制度冲突的后世民主派而言,也是重要的“教训”遗产。

上文选自秦晖老师为约西亚·奥博《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一书所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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