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只是一场政治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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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卧冰”是政治作秀

他出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确实有孝顺之名,但绝对不是一个迂腐的人,会像鲁迅先生嘲讽的那样脱光了衣服躺在结冰的河面上。

记载西晋、东晋史的《晋书》是这样记载的:

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翻译过来就是,王祥后母想吃鲜鱼,但天寒地冻,河面结冰。王祥“解衣将剖冰求之”。

据此判断,他只是脱掉上衣,更好地发力剖冰。

但大冬天干活,是否有必要脱光上衣又值得怀疑。后面关于鲤鱼被王祥的孝心感动到破冰而出的记载就更加夸张。

整个故事中,唯一可以相信的大概就是王祥确实做出了孝顺的举动,即使在大冬天,也会想办法给经常虐待他的继母弄来活鱼尝鲜。

”卧冰求鲤“不过是一种炒作手段

他因为这种孝顺而被乡里称赞,被州郡长官邀请当官。

但王祥拒绝了。当时乱世方起,进入仕途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带着继母和弟弟一起从山东出发,到安徽一带隐居避乱。直到60岁这一年,他才在弟弟的劝说下出任徐州别驾。

此时曹魏早已统一北方,曹丕代汉称帝。这时出山当官在理论上风险更小。王祥后面一系列的举动都将证明他不仅不是迂腐之辈,更有极强的务实精神,能够在乱世中保全自身,并不断攫取更大的权力。

“别驾”这个职位很重要,出行时候不用挤在刺史的车上,可以拥有自己单独的车驾,所以称“别驾”。当时州是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刺史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别驾”是州府中总理众务之官。

为了理解王祥获得“别驾”这个职位的不易,我们补充一下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

曹魏建立之后,曹丕颁布九品官人法,在每个州、郡设立“中正”这样一个职位,根据门第、能力、德行三个指标,将该地士人划分为三六九等,按等级授予官职。

中正最看中的,也是最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就是门第,也就是士人祖辈的官爵、功勋。

曹魏篡汉自立,来路不正,为了笼络世家大族,颁布九品官人法,几乎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世家大族的当官特权。

这些家族多是书香门第,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知识垄断集团。而这正是他们垄断权力的核心途径之一。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知识被限定在竹简、布帛、手抄书等载体上,被官府垄断,难以大面积传播。比如春秋时期的老子以博学知名,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他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图书馆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典籍。

西汉建国后,设太学,讲授儒家典籍,功臣后代、出身低微的人都有机会入学,被称为“博士”,考试通过后可入仕做官。但东汉后期,太学废弛,知识传授逐渐转移到大家族内部。

陈寅恪先生曾说: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 

大家族不仅藏有典籍,还有能力传道解惑。

而后者尤其重要。

秦朝焚书坑儒后,汉时的典籍大多来自民间私藏、后人转述等,版本混乱,错漏极多,需要进行勘校、考据、解读。往往几千字的原文,解读文字可能多至十万。

这是个专业门槛极高,又耗时耗力的工作,往往只有出身大族的知识分子能够担任。比如汝南袁氏擅长解读《易》,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擅长解读《尚书》。

大家族的后代凭借着这种读书特权,入仕为官。他们“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了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如此循环往复,往下传递两到三代,就能成世代高官厚禄的世家大族。

与世家大族对应的,则是寒门。

王祥就介于寒门和世家大族之间。

他的祖父王仁曾做到青州刺史的高位,但王祥父亲王融终身未仕。到了王祥这一代,家境困顿,连活鱼都买不起,以至于需要王祥在大冬天脱光了衣服刨冰抓鱼。可见祖父那一辈的权势没能顺利传递过来。

与此同时,从王祥孝顺的行动看来,他应该跟父亲学过儒家礼仪,算是知书识礼。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家在某部具体典籍上很有研究,很难通过学问被天下人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入仕,一条性价比较高的路径就是修德。魏晋时期,一个人可能因为德行出众而为乡里所知,进而被州、郡长官征辟入府。而“孝”是最被看重的“德行”,所谓百善孝为先。

王祥隐居三十年不问世事,但刚出山就获得了别驾高位。说明在这三十年中,他的孝名始终远扬。而且越是隐而不出,名声越是响亮。

因为东汉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一种崇隐的风气,《汉书》说“是故清节之士,于时为贵”,清节之士指的就是不沾染官场俗气的隐士。他们越是隐居深山,越被人看作德行高尚,到了最后,也越容易被举荐为官。

王祥的发迹路径正好暗合了这套逻辑。

至于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还是王祥有意为之,今天已经很难判断。

唯一能确定的是,被鲁迅嘲讽的孝行给王祥带来了切实的政治回报,而且这种回馈还将在司马氏掌权以后结出更大的果实。

地方豪族的站队学

当然,王祥并不是沽名钓誉的无能之辈。他出任徐州别驾不久,就带兵平定了州内叛乱。史书说王祥“率励兵士,整肃州界,政化大行”,赢得了极好的舆论效果。百姓称赞“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对于王祥和他的王氏家族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吕虔非常看好王祥,把佩戴者必做三公的佩刀赠送给王祥

十年之后的254年,曹魏政权急遽衰弱,倒数第二个皇帝曹髦即位。王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

“参与定策”一事非常值得分析。

曹髦之前的皇帝是曹芳。正是在曹芳时代,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曹氏宗亲曹爽,掌握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管权柄。历史上对司马师的关注一直少于司马懿和司马昭,但实际上司马师长于军政,手段凌厉,是司马氏篡魏的核心力量。

皇帝曹芳准备趁司马师立足不稳,将其换掉,但司马师先发制人,以“沉迷女色,不理朝政”为由将曹芳贬为齐王,拥立13岁的曹髦为帝。

这个废黜的借口具有极强的黑色幽默精神,对于执掌军政大权的司马师来说,曹芳如果能够坚持“沉迷女色”,他或许会放皇帝一马。但现在皇帝想要亲理朝政,夺回天下,司马师不能接受。

但要废掉皇帝,他又必须使用“不理朝政”这个借口。

曹髦即位不久,就被迫授权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包括皇城内外的禁军,相当于主动把自己关到了司马家的后院之中。

王祥就是在这个废黜曹芳,拥立曹髦的过程中“参与定策”。此时的他已经从多年前的别驾升为掌管财政的大司农,为九卿之一,位高权重。司马师的废立必然要得到他的拥护或者至少默认。

这说明在司马氏与曹魏的权力博弈中,王祥已经悄然站到了司马氏阵营中。就在第二年,王祥还随同司马昭参与平定淮南叛乱,因功增加食邑四百户。

王祥生于汉末,本为汉人,但不应州郡征诏,直到曹魏代汉平定北方,才入魏为官,并且很快政绩斐然,一路高升直至九卿。

等到曹魏衰微,司马氏崛起,王祥则顺利跨入司马氏阵营,实现封侯,还曾一度担任司隶校尉。这是一个掌管1200人的军队,并负责监察京师和周边百官的实权位置。诸葛亮在刘备称帝后就曾兼任司隶校尉一职。

后世多讥讽王祥“不忠”,但这种评价有些问题,相当于默认了“忠君”是贯穿中国两千年帝国社会的绝对政治正确。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秦始皇早在公元前就统一了天下,他之后的汉武帝也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确认了君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帝国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君权不断受到藩王、外戚、后党、权臣等各种势力的挑战,忠君观念并不像后来的明清时代那么理所当然。

东汉末,这种情况因为世家大族的崛起变得更加明显。核心在于高踞九五之尊的帝王并没有完全掌握人事权。对于包括帝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而言,挑选人才,搭建管理系统才是权力的基本盘。

但在隋唐确立科举制,建立皇帝对人才的直接吸纳和任命之前,人事权大多掌握在地方州郡长官手中,而地方州郡实际上又被各地世家大族以及豪强控制。

东汉开创者刘秀发家,就是靠河南、河北的世家大族支持。魏、蜀、吴三国政权的核心支撑也是各自领地的大族子弟。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入仕凭借的是家族荫蔽而非天子洪恩。他们的第一负责对象是家族,而非国君,所谓“只知其家,不知其国”。

谁掌握了人事任免权,谁就有话语权。

除此之外,汉末以来,战乱迭起,一个政权的兴衰只在旦夕之间。“朝为天子,暮为囚徒”的事实让大家意识到政权和天子皆不可靠,唯有家族才是最后的堡垒。只要家族势力不衰,即使仕途偶尔浮沉,早晚也必能崛起。

魏晋之际,类似王祥这样一人转仕多朝的情况屡见不鲜。所谓“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

“卧冰求鲤”是司马家的形象工程

生于乱世的王祥虽然在60岁之前始终隐居,但对天下大势的分合拥有极为灵敏的嗅觉和判断。他总能通过在前一个政权中积累的权势,在下一个新政权中掌握高屋建瓴的巨大势能,攫取更大的权力。

这个技巧如同在巨浪中滑翔,凭借着一个浪头冲上另一个更高的浪头。

这是乱世中最危险的政治游戏,但王祥分寸掌握得如此精准,以至于既能顺利过渡又不至于过于狼狈。

公元260年,已经登基6年的曹髦不甘于成为司马氏傀儡。在喊出千古名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后,他带亲兵冲出皇宫想要杀掉司马昭,但还没走出宫门,就被司马昭部下成济用长戈刺死。

司马昭将弑君之罪推到下属成济头上,将其杀死,夷灭三族。

此时的王祥已经因为德高望重而成为曹髦老师,教以“君臣之道”。此时学生被杀,面对司马昭明显有违君臣之道的弑君之罪,王祥的反应是在朝堂大哭,说曹髦之死“都是老臣之过”。

这个说法非常微妙。

王祥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过呢?

难道是没有保护好皇帝?

不是。

他是皇帝的老师,最大的罪过是教导无方。

因为教导无方,学生曹髦才会做出征讨司马昭的莽撞举动。

归根结底,是皇帝自己的错。

王祥精得不行

随后曹魏官方对曹髦的定性也是“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综合各方面史料,曹髦并非昏庸之主。他聪明好学,有复兴曹魏大志,但在君若臣强的的背景下,像他这样励精图治,准备重振乾坤的年轻君主注定走向悲剧。

冲冠一怒,旋即身死,年仅19岁。

曹髦死后不久,王祥升为司空。

又过了6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曹魏最后一个帝王曹奂退位,建立西晋。而王祥再度高升,位至太保,更在三公之上,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

王祥60岁入仕,短短25年就从一介布衣升为古代文臣秩序之巅的太保,不可不谓青云直上。

他之所以始终被司马氏重用,除了他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选择了精准的站位外,另一个核心原因是很好地担任了司马氏的形象大使。

司马氏以阴谋篡权起家,自知权力来路不正,不好以“忠”治天下,于是高举“孝”旗,左右舆论。

而王祥自小以孝闻名,正好能被司马氏塑为楷模,装点门面。关于王祥的纯孝,除了卧冰求鲤外,还有“黄雀入幕”的传说。说的是王祥继母吃完鲤鱼后又想吃黄雀,于是黄雀争相飞到王祥屋中自投罗网。

这个故事除了能证明王祥继母是个吃货以外其余都不可信,但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说却在魏晋的朝堂和民间广为传播。

我们不得不怀疑司马氏有意助长了这些故事的创造与传播,他们需要王祥充当“孝感天地”这个主流叙事的主角,而王祥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也愿意被司马氏利用,这是一次打着道德旗帜却无关道德的利益交换。

很多年后,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曾跟王导谈起先祖司马昭杀曹髦一事,并为此羞愧不已。他感叹说:“晋朝权力的源头如此肮脏,又怎么能够期待晋祚永久?”

这大概算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忏悔和歉意。不过不知道这个时候,作为王祥后人的王导是否想起了叔祖当年在朝堂上的那一次大哭。

或许那一次大哭也有王祥的一丝无奈和悔恨掺杂其中?

我们不得而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乱世中崛起的世家大族,尤其是第一代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充斥着处心积虑的算计,甚至是残酷血腥的阴谋。

王祥这个在后世被奉为道德楷模的人,很可能也难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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