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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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世说》学,鲁迅是绕不过的一座路标。其《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皆有专章论述《世说新语》(下称《世说》),而其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则又率先揭橥“魏晋风度”之要义,从此,《世说》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研究之重镇,更成为精神史、心灵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鲁迅画像

一、鲁迅与古小说

鲁迅对《世说》的研究,源于其对古小说的长期浸淫与偏好。鲁迅曾积多年之力,辑佚古小说,编成《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诸书,为古小说的文献整理及研究导夫先路,而1918年以后,其在小说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亦可谓厚积薄发,其来有自。

窃以为,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小说实绩和水准及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典范意义和重大影响,远超过其中年以后最为用力的杂文创作。其杂感时评,因为快速反应,常常不免情绪化与碎片化,不足以支撑“思想家”的称号[1],而其《呐喊》、《彷徨》及《故事新编》,则足以传之名山,垂范后世。同样,其小说文献整理及历史研究亦足以奠定其一流学者之地位。而这一切,都与其最初对于古小说的偏好密不可分。

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自称:“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2]鲁迅对小说之价值予以肯定,而不满于“论者尚墨守故言”,故有《古小说钩沉》之作。

又《小说旧闻钞序》云:“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勾稽。……于是凡值涉猎故记,偶得旧闻,足为参证者,辄复别行迻写。历时既久,所积渐多;而二年已前又复废置,纸札丛杂,委之蟫尘。其所以不即焚弃者,盖缘事虽猥琐,究尝用心,取舍两穷,有如鸡肋焉尔。”[3]

北新书局1926年版《小说旧闻钞》

语虽自嘲,用情实深。其间对《世说》自然尤为注意。如在《朱育序》、《逸文考》、《嵇康集考》等文中,皆曾引用《世说》及刘孝标注以证。

可以说,《世说》是鲁迅最喜爱的一部古小说。在其写于1934年12月11日的《病后杂谈》一文中,鲁迅说:

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4]。

《鲁迅全集》

紧接着又写到: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5]

似乎在鲁迅心目中,魏晋名士所代表的乃是“雅”,自己恐怕只好自承其“俗”。这是自嘲,也是讽世。这种矛盾在鲁迅的一生中如影随形。

譬如,尽管鲁迅对施蛰存提醒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冷嘲热讽[6],但他自己也曾写过《开给许世瑛的书单》,其中赫然写着:“《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7]足见其对《世说》的重视程度。

鲁迅题赠许寿裳《小说旧闻钞》

二、鲁迅论《世说新语》

《中国小说史略》,乃鲁迅192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印行。此书之出版,改变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8]的局面,为中国小说史学开疆拓土,厥功至伟,而其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亦为《世说》学研究开风气之著述。

1925年,此书复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修订本。鲁迅《题记》称:“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9]可知关于《世说新语》的这第七篇并无改订,原汁原味。

北新书局1926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此文可以说是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世说》学论文,其对于《世说》研究贡献有三:

其一,是精准地分析了《世说》一类“记人间事者”的笔记小说,何以会在魏晋风行的深层原因。其开篇即道: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

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0]

此一段文字向为学者所征引,盖其不仅可做小说史的背景描述,亦可作为思想史的参考资料,尤其“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实则隐含志人与志怪小说之分判,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

其二,是确立了《世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独特地位,彰显了《世说》对于中国小说文体学的研究价值和典范意义。

鲁迅追述此类著作渊源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1]

鲁迅手迹

其中,将列御寇即《列子》与韩非《韩非子》并列,虽失之严谨,亦可见出旁搜远绍之眼光。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虽也涉及了《世说》之前的《郭子》、《语林》,及《世说》之后的沈约《俗说》、殷芸《小说》、邯郸淳《笑林》、侯白《启颜录》及苏轼《艾子杂说》诸书,却偏以《世说》标目,显然以为在这一条源远流长的志人小说系列中,《世说》实具有标本意义和文体学价值,故其能涵盖这一琐言轶事类小说的性质和特色。

尤其在论述《笑林》时,谓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12]称阳玠松《谈薮》“则《世说》之流也”;最后一段则胪述《世说》体续仿之书共17种[13],为此一系列立此存照,可谓对“《世说》体”小说最早的集中论述,开启了后来的《世说》文体研究。

其三,是认为《世说》“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并提出了“成于众手”的大胆揣测。鲁迅说:

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

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

而在《选本》一文中,鲁迅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者,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14]

其实,这一说法并非鲁迅首创。明代陆师道(1510-1573)在《何氏语林序》中早就指出:“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15]此序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

一百多年后,清人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16]鲁迅应该是受到前人的启发而做出的推测。

鲁迅在小说史研究上的另一部著述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书是1924年7月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日文译本

这书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略》的节略白话版。其中涉及《世说》的乃是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于志怪方面,提出了“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而于志人,则以《世说》作代表。提出了“所谓晋人底风度”,为后之“魏晋风度”说埋下伏笔。

同时,鲁迅还表达了他对清议和清谈的理解,说: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17]

香港中流出版社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其对于魏晋名士风度及其与清谈之关系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是允当有效的。

谈到《世说》后来的影响,鲁迅说:

至于《世说》,后来模仿的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今世说》,现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完全不同,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是很可笑的。

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皆讲超脱现世,晋人先受其影响,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飞升,所以喜服药;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

服药者——晋人所服之药,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种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发炎,适于穿旧衣——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极多,所以说:“扪虱而谈。”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而生在现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岂非笑话?[18]

这里鲁迅讽刺“现代底人”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为笑话,虽看出了后世“社会背景”与魏晋不同,而模仿变成东施效颦,但却无形之中取消了《世说》之所以被不断续仿,还有其超越时代的人类学及文体学上的价值,鲁迅发言遣论常有逻辑上不能周延之弊,此即一例。

不过,这篇文章却有“发酵”的作用,三年后他在广州演讲中所揭橥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此已呼之欲出了。

鲁迅《中国小说史大略》

鲁迅还有一篇题为《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的文字——实是1934年5月3日对《文学》月刊社的答问——也很值得注意。

文中除了重申“六朝人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笑柄,谈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即大损声价云云,就是”,同时还把唐代传奇文的产生,上溯到魏晋,以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桃花源记》,其实倒和后来的唐代传奇文相近;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

此外,再次呼应前面的观点,指出“晋人尚清谈,讲标格,常以寥寥数言,立致通显,所以那时的小说,多是记载畸行隽语的,《世说》一类,其实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甚至认为唐代作为“行卷”的“传奇文”,几乎是士人干谒的“敲门砖”[19]。

这是从实用角度看待《世说》之类“为赏心而作”的笔记小说的社会作用,与其十年前将《世说》称作“名士底教科书”,可谓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封面

三、鲁迅与“魏晋风度”

细心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时隔一千余年,清末民初的确与汉末魏晋有着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且不说两个乱世的世风和士风,即便文风上都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别的不说,至少民国初年不少鼎鼎大名的文人学者,都喜欢“魏晋风度”及“六朝文”[20]。尤其鲁迅,更是如此。周作人称“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21],“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22]。

孙伏园记刘半农赠送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联,“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23]。

故鲁迅的身上,那种决不妥协、“一个都不宽恕”的斗争性格,颇有与魏晋名士的清议派相类之处。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24]

惟其如此,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时,鲁迅才做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25],第一次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名士风流诸方面,做了沉着痛快的评述。今天看来,这篇演讲稿算得上是才气横溢、不可多得的佳作,尽管其中难免有些“知识性错误”[26]。

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

一、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八个字: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二、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的风气。

三、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

《魏晋风度及其他》

在谈到曹丕的时候,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尽管这篇演讲稿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没有对“魏晋风度”做过具体的阐释,但文中涉及了魏晋的文风、士风的方方面面,从曹氏父子讲到建安七子,从空谈和吃药的“祖师”何晏讲到饮酒之风的代表“竹林七贤”,认为魏晋名士所以“居丧无礼”、“爱穿宽大的衣服”、“脾气坏”、“好穿木屐”等等习气,大抵都与吃药和饮酒有关。

鲁迅的意思是,魏晋的文章及名士们煽起的服药和饮酒两大风气,就是“魏晋风度”的生动表现和展示。从此,“魏晋风度”便在中国文化人心中扎下了根。此后,宗白华、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都纷纷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继者[27]。

鲁迅抄《嵇康集》

在鲁迅对“魏晋风度”的议论中,嵇康几乎是一大核心。窃谓鲁迅深敬嵇康,原因有三:

一是因其性格与“刚肠嫉恶,轻肆直言”、“直性狭中”、“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非常相似,情感更易相通。

二是鲁迅对于现实体制亦常不满,对于纲常秩序终其一生皆常怀疑与批判,这与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理路如出一辙,大抵绝不以“异端”为非类。

第三点少有人提及,即嵇康虽出于谯郡铚县,其祖上则世居会稽,而鲁迅亦常以“会稽”自署,“越人”自居,又曾搜集乡邦古文献,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其对乡土感情深挚自不待言,故冥冥之中,鲁迅乃视嵇康为乡邦前贤也。有此三点,则鲁迅何以会花费数年时间辑校《嵇康集》,也就不难体会了。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多次提到嵇康。先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关于嵇康之死,鲁迅也有与众不同的发现:

《嵇康集详校详注》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鲁迅显然认为,自己不属于庄子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一类人,而能洞悉人性的深层秘密。

在谈到嵇康狱中所写的《诫子》书时,鲁迅说:“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鲁迅先生

八年后的1935年,鲁迅撰《再论“文人相轻”》,重新阐释嵇康之死:

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28]

这些评论,都是非常贴切精准的。论及嵇康的文章,鲁迅亦不吝赞美之词,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又说:“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师心”、“使气”,这不正是鲁迅自己文风的写照么?

甚至提到死亡问题,鲁迅也不无“魏晋风度”,其留给亲属的“遗嘱”中有一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29]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刘伶的“死便埋我”的豪言。

《世说新语研究史论》,刘强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可以说,魏晋风度已经渗透到鲁迅的“骨子里”,成为他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了。这样“文如其人”的个案,在整个“世说学”史上也并不多见。

注释:

[1] 此意前人已有申论。如李长之尝言:“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又说:“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参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页136、160。

[2] 《鲁迅全集》第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3。

[3] 《鲁迅全集》第10册,页65。

[4] 《鲁迅全集》第6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63-164。

[5] 《鲁迅全集》第6册,页165。

[6] 施蛰存在1933年10月8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一文,阐明自己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引起鲁迅不满和反驳,先后在《重三感旧》《“感旧”以后(上)》《隔膜》《“文人相轻”》《论新文字》等文中予以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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