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裁后,这些年轻人选择假装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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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现在失业的年轻人,都在假装上班。

如果细心一点,你会发现:肯德基、图书馆、公园长椅、自习室,甚至一辆停在路边的车里,冒出了许许多多穿戴整齐、拎着电脑的人。只不过,屏幕里取代工作文档的,是游戏、美剧、正在修改的简历,或者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是在对着屏幕假装上班。

假装上班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秩序”,可能是无法开口跟家里人坦白自己失业了。

有人为此出了“完美伪装上班攻略”,还有人因为和父母住在一起,甚至以外派工作为由,逃到外面租房子。

离开了北京某大厂、假装工作了3个月的小方如此总结道:“虽然逃避可耻,但非常有用。”

没有工作的3个月,小方几乎没主动往家里打过电话,“因为我这人不太会说谎,怕说漏嘴”。和往常一样,她每个月月初会给妈妈打点零花钱,力图营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幻觉。

中秋节,因为离职之前就登记了信息,所以公司还是和往年一样往小方家寄了月饼。“收到月饼那天,我爸给我发来照片,我大舒一口气,感恩前司,让我还能再苟一阵。”

同时被裁员的小方前同事郝歆也选择瞒着爸妈,收到公司月饼的那天,妈妈连发三条微信语音:“你怎么不给自己留一点月饼?”“中秋节怎么过?”“要不要回家过?”她一条都没有回。

过去,郝歆在互联网大厂做原创内容生产。有一档短视频节目,周更。裁员之后第二周,她爸就在电话里问她:“为什么这周没有做?”她只好说:“这你就别管了。”

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严峻的困难是:由于小方和郝歆的前司有一项福利政策,只要达到考核要求,你就能借公司一笔钱用于买房。“因为被裁,我俩必须要在两个月缓冲期内把这笔钱还给公司。这笔钱的数额是70万。”

“我很清楚,家里帮不了我,如果我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焦虑,他们一焦虑,我会更焦虑。”

全中国爸妈都一样,打电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工作忙不忙”。这个极为日常的提问,在被裁的年轻人耳中,却令人坐立难安。小方会回答:我在骑车、在地铁上、正在忙。郝歆会说:要遛狗了、要进电梯了、没信号了。

95后上海女孩瓶子有过四段工作经历:银行职员——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务——去了另一家公司做财务,再然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今年6月,她从那家互联网公司离职,至今失业。但妈妈一直以为她还在那家上市公司上班。

妈妈眼中,瓶子的第一份工作——银行职员,是财务人“最好的归宿”。因为不太能接受“在监控底下工作”,那份工作,瓶子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从那时起,妈妈便将一切不顺归结为“离开银行”。比如,受疫情影响,不少公司开始裁员。妈妈就说:“你看,银行多好,它不会开人,不会倒闭。”

“她如果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就不会现在那么痛苦到要假装上班”。

另一位每天去咖啡馆假装上班的朋友告诉我,“父母不了解现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如果你是被裁的,他们会说你能力不行、没眼力见儿、搞不好人际关系,如果你是主动辞职的,那也还是你的问题,吃不了苦、眼高手低。”

郝歆说,“我们好像在外面受到欺负的人,明明已经被人打了一拳,还要假装跟父母说,那个人对我很好,他很爱护我。而且,脱离老家,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一种‘好强大’, ‘我能行’的幻觉,我不想把自己的狼狈暴露在老家的亲人面前。”

这大概也解释了,为啥有些人都已经结婚、生娃,失业了还要每天在上班时间先把孩子送到父母家,然后再假装去上班。

被裁员的年轻人年龄普遍30上下,父母大多是50后、60后。

他们年轻时普遍经历过分配、下岗潮,缺乏安全感、抗压能力低、容易焦虑。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份稳定的工作更重要的了。

在豆瓣“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小组,聚集了很多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他们互相交流时常常提及:

假装上班也是需要技巧的。

它可以很简单——前提是你和父母不在一座城市,你就只需要在每次和他们打电话时装一下。

但是,打电话前一定要看一下日期和时间,不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打,判断一下今天是否是节假日,以决定自己应该加班还是休息。

如果和父母住在一起,那就比较麻烦了。

比如瓶子。失业之后,她仍然每天上午7点起床、8点出门。下午6点,她会在家庭群里通知父母:我回来了。然后在7点钟准时到家。

瓶子家在上海外环,每天早上,她都会挤进早高峰的地铁中,花一小时抵达陆家嘴。

为了让妈妈相信她仍在上市公司工作,她必须去到一个“金融人士会出没的地方”。这样,一旦疫情需要,公布行踪轨迹,她还能跟妈妈解释,自己是公司外派。

深圳女孩蛋子100多天前从大厂离职,也开始假装上班。她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不住一起,这大大减少了伪装的难度。她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开启一天的生活。

不过,有时,她会因假装上班而时间错乱。8月的一天,她以为那天是父亲节,兴师动众地告诉家人,当晚要回家请大家吃饭。回家途中她才想起,那天根本不是父亲节,“我跟我身边的世界是脱节的,那种感觉很可怕。”

假装上班也很累,有人会在被发现没上班时,说自己“请假了”,

有人会把车开到某个空旷之地,停下,睡上一整天,晚上回家再在房间独自熬夜。

还有人因为频繁出现在肯德基,跟店长都混熟了。

多数人选择躲到图书馆去。那里没人管你,还能看看书充实一下自己。图书馆里到处都是学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得年轻,还没被工作蹂躏过。”

没有人想假装上班。假装上班是要付出代价的。

瓶子在早高峰的地铁中,跟真正的打工人们挤在一起,但失业的她从来没有过“自由”的感觉。“正常的公司是9点开门的,商场是10点上班的,早上有一个小时我在地铁站里坐来坐去,忙于投简历,等到商场开门了,我就可以躲进去了。”

上班还有地方呆着,假装上班,无处可去,辛苦一天下来,收入为零。

还要时刻提防谎言被拆穿。瓶子有一次就差点露馅,她在陆家嘴的商场晃荡,突然看到亲戚,落荒而逃。“她跟我妈妈关系非常亲密,如果我跟她打招呼了,你今天就看不到我了。”

时间一久,也会产生自我怀疑,比如怀疑自己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再就业。

“我假装上班最大的恐慌点是在于时间越久,你会越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不足,我是不是真的活成了我妈口中的 ‘失败品’?”瓶子说。

瓶子的求职软件

她对下一份工作的期待很明确,一不加班,二不出差,工资低点没关系,反正她是上海本地人。工作对她而言,意味着“替我交五险一金”,以及“让我妈觉得我的生活在正常的轨迹里”。

做一个“社会闲散人员”需要强大的心理。蛋子离职前,很难想象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家人、身边的人。她发现,“社会不允许社会闲散人员生存,人们总是很自然地把职业的价值等同于自己的价值,比如,这个人是大厂员工、小公司员工、工人。”

她想逃离这套评价体系。但与此同时,她意识到,自己也曾被大厂的光环笼罩过。比如,弟弟找工作时,她告诉他,要去大公司,要拿到什么样的薪资,“我也在把这套价值强加给他”。

小方告诉我,“虽然假装上班只是失业时瞒着父母的无奈之举,但我还是想主动地从这种假装中找回一点生活的主动权。”

在小红书“假装上班”的标签下,很多人每天依然早起,给自己排满一整天的事。接很多活,想赶紧赚钱还债。忙碌程度堪比工作。

有人说:“我这哪叫假装上班呀,我这简直比那些上班摸鱼的人上得还起劲。”

郝歆把减肥列为了重要目标。她将微信聊天背景设置为一张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的图片。这张图是她找朋友做的。第一版,朋友发来的图中写着“瘦20斤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啦”,她作为甲方,给对方下需求:“不要 ‘啦’,语气要冷酷一点。”

她每天起床后先跳半小时刘畊宏,再在跑步机上跑个三四十分钟。她想在这失控的生活里,“夺取这唯一一点控制权”。

两个月缓冲期下来,郝歆瘦了15斤。但她发现,当体重秤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时,她也开始越来越慌,“减肥之前我还可以说,之所以现在这么多烦恼,是因为我没有完成目标,但如果有一天,当我真的已经减完20斤了,发现烦恼依然还在,没有少一丝一毫,怎么办?我应该再去哪里寻找我对人生的一点控制?”

这问题,没有答案,但是郝歆会“继续找答案”。

还有的年轻人会在假装上班时,给家里人做一些心理建设。

小方会时不时跟妈妈说,“哎呀,最近公司经济状况不太好,项目少了,工资没以前多了,我可能得少给家里点钱。”

“让妈妈对外部环境有点感知,因为无论是否能找到工作,假装上班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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