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那些年轻人在肉体沉沦中寻找反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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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活在1968年的年轻人,偏执却软弱,崇尚自由却自我封锁。说到底,他们还是孩子。那些属于他们的呐喊,在1968年远去后,立刻沉寂,空留记忆。片子尾声,马修看着提奥与伊莎贝尔投身人群,冲向防暴警察。他们不是当下的法国人,所求不是福利,不是减税,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属于法国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

纳尔多·贝托鲁奇

1941年3月16日出生的他,于2018年11月26日去世。

在他去世的五十年前,也就是1968年,巴黎正陷入一场迷乱。年轻人们试图向世界呐喊,只是他们有太多幼稚想象。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对这个世界愤怒,却不知靶心早已偏移,人生也随之偏移。

不过,即使是以怒吼掩饰信仰缺失的旧时法国青年,也比现在那些动不动为了福利而罢工的法国人真诚些吧?法国似乎一直走在下降通道中,只有旧日荣光可供怀缅。所谓浪漫天性,也日渐等同于低效率。

甚至可以说,如今的巴黎只有建筑和塞纳河是浪漫的。至于法国人,多半已无法承载“浪漫”这个词。

相比之下,我更爱电影里的巴黎。尤其是在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里,革命与浪漫,激情与肉欲,迷乱中的复杂关系,与这座城市的美无比契合。

《戏梦巴黎》电影海报

说起贝托鲁奇,人们总认为《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巴黎和《末代皇帝》里的北京,构成其导演生涯的两极。但我更喜欢的仍是2003年的《戏梦巴黎》,这个意大利老头甚至让我诧异,因为他能比大多数法国导演更能拍出巴黎的美与无奈。

擅长史诗的贝托鲁奇,试图将1968年搬入《戏梦巴黎》。就在那一年,越战将美军拖入泥潭,反战游行席卷欧美,切·格瓦拉日记出版,性解放渐入人心,摇滚乐承载梦想……那是人类历史上何等跌宕的一年。

贝托鲁奇所记录的巴黎,也许正是上世纪法国最美好的时光。唯一可与之相比的,只有上世纪初那十几年——被一战终止的那个旧日世界。

这段时光甚至像是回光返照,之后的巴黎被游客所充斥,热闹但不再激情。

片中那三个年轻人——来自美国的学生马修,在巴黎长大的兄妹提奥与伊莎贝尔,在哲学和艺术的探讨中追索自由的意义,在肉体沉沦中探寻反抗的可能。

在那个叛逆年代,他们与父母的分歧来自于政治。提奥的诗人父亲拒绝在反越战请愿书上签名,他说“诗人不会去什么请愿书上签字,诗人只会去写诗”,面对儿子“请愿书就是诗”的反驳,他说“可诗歌也是一份请愿书。”

《戏梦巴黎》电影剧照

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年轻人与长辈的差别仅在于所站的角度。可在一个跌宕大时代里,站队不同,往往就是无法修补的隔膜。站在请愿书一边的年轻人,面对站在诗一边的父亲,只能说出一句“虽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可以取代它的位置”。

拍摄《戏梦巴黎》时,贝托鲁奇已年过六十,却仍肆意表达着叛逆,还有他最擅长的露骨性爱镜头。可即使是兄妹间的不伦爱抚,也在光影下呈现着无邪之美。这些生活在1968年的年轻人,偏执却软弱,崇尚自由却自我封锁。说到底,他们还是孩子。那些属于他们的呐喊,在1968年远去后,立刻沉寂,空留记忆。

《戏梦巴黎》电影剧照,本片上映初,便备受争议

片子尾声,马修看着提奥与伊莎贝尔投身人群,冲向防暴警察。他们不是当下的法国人,所求不是福利,不是减税,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属于法国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

从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到2003年的《戏梦巴黎》,从1964年的《革命前夕》到1987年的《末代皇帝》,贝托鲁奇设计了一个人性闭环。尤其是关于巴黎的段落:跳着探戈的中年人为何如此绝望?看看《戏梦巴黎》里的年轻人就明白了,他们狂热任性,实则脆弱不堪。宣泄过后的法国,也依然在下降通道里踯躅,直至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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