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律师一见古画, 两眼顿时炯炯发光——伍豪事件de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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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很多人都知道伍豪事件, 知道是潘汉年委托他人找到了法国巴和律师, 为周恩来刊登了一个辟谣启事, 但对于该事件的具体过程及其背后的人和事却鲜有人知。十年前, 曾播出了两部电视连续剧《潘汉年》及《周恩来在上海》, 其中也谈到了“伍豪启事”事件, 但那毕竟是影视作品, 与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工作关系, 我曾看过一些相关的档案, 又与主要当事人黄慕兰大姐有多年的交往, 故对此事件及其中相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些了解。在此, 我略作陈述, 以此介绍国共两党在谍战斗争中的一些真实故事。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 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刊登了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原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 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 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 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 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 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取之国际路线, 乃苏联利己之政策, 苏联口口声声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 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 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 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 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该《启事》刊出后, 政界轰动, 舆论哗然。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及社会上层人士中曾使用“伍豪”的名字, 该《启事》宣称伍豪等“脱党”, 这无疑会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显然这是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一起政治陷害事件, 企图以此中伤周恩来。蒋介石当时十分欣赏这一“杰作”, 他认为这样不但会使周恩来名誉扫地, 又有可能在社会各界引起不利于中共的混乱, 甚至有可能借共产党之手, 除掉这一心腹大患。

《启事》的炮制者就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的张冲, 该组织即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的前身。张冲本人在国共关系上是个重要人物, 他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得力干将,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共特科的主要对手之一。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后, 他放弃反共立场, 主张停止内战, 力促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 曾多次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中共代表谈判, 以后一直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周恩来在重庆期间, 曾通过他排除了不少险情。1941年张冲在重庆病逝 (另一说为国民党顽固派所暗害) ,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要员致电吊唁、书赠挽联, 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上著文悼念。

当年《启事》刊出时, 陈立夫、张冲等人并不了解周恩来已在两个月前就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力作”沾沾自喜。针对《启事》中的这一重大漏洞,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反击措施。

1932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报《实话》第四期发表了《伍豪启事》的辟谣声明, 同期还发表了评论文章《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与此同时, 上海地下党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2月下旬, 毛泽东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 指出:《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r

当时在上海的特科负责人潘汉年认为, 上述辟谣措施还局限在党刊上, 其社会影响有限, 为有力反击国民党的诬蔑, 必须在上海大报上刊登启事, 正面公开辟谣。在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中, 潘汉年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的表妹姚莹, 这与史实是有所出入的。姚莹在电视剧中是个虚构人物, 她做的许多事实际上是由另外一位女性来完成的, 这就是中共第一号女特工黄慕兰。

不过, 潘汉年确有一位表妹, 其真实姓名为吕鉴莹。1935年春, 中共中央开完遵义会议后, 总书记张闻天委派潘汉年和陈云离开长征队伍, 分赴白区, 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当潘汉年抵达香港后, 立即给在他家乡江苏省宜兴县的表妹吕鉴莹通信, 得知他的堂弟潘渭年 (潘企之) 没暴露, 于是约他到上海接头。以后, 潘汉年通过这条线与在上海的中央局取得了联系。

黄慕兰原名彰定, 字淑仪, 因崇尚花木兰, 故改名慕兰, 30年代初期又改名定慧, 一直沿用至今, 但熟悉她的人多数时候仍称她为黄慕兰。黄慕兰的母亲李琴湘, 生有二女五男, 淑仪为长女。黄慕兰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10月, 北伐军攻克武汉。同年底, 黄慕兰担任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1927年3月8日, 武汉各界20万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 她被推举为大会总主席, 那时她正好20岁。同日, 由董必武证婚, 她与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宛希俨结为夫妇。

大革命失败后, 宛希俨、黄慕兰夫妇于7月中旬抵达南昌, 根据中央指示, 他们与陈潭秋、徐全直夫妇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 负责江西省委的地下工作, 不直接参加南昌起义。年底, 黄慕兰生儿子, 为纪念南昌起义, 由慕兰父亲给他取名为宛昌杰, 意即“南昌圣地, 地杰人灵”。1928年1月, 宛希俨告别尚未满月的儿子和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到赣南工作, 同年4月4日, 不幸在江西赣州牺牲。

1929年1月, 黄慕兰被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秘书并兼任政治交通工作, 政治局开会时, 还要负责会议记录。以后黄慕兰同贺昌结为夫妇。1929年夏, 黄慕兰因在纱厂组织工人运动被捕入狱, 此时她正怀身孕 (即贺昌之子贺平) 。黄慕兰在狱中坚持斗争100天, 并在狱中参加了彭湃等人的营救工作。彭湃在狱中给中共中央的最后一封信中, 就有两处提到黄慕兰正在设法营救他们的事。

1931年1月, 经贺昌与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商议后, 报经周恩来批准, 由黄慕兰任党的外围组织中华全国济难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 实际上, 她从此参加了特科, 具体负责营救被捕同志及情报工作。贺昌是中共中央委员,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和顺直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4月,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在此紧要关头, 贺昌向周恩来推荐潘汉年参加特科工作, 以后潘汉年就成了黄慕兰的单线联系人。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 贺昌受王明等人打击被开除中央委员。这一年冬, 他经申请进入中央苏区。在江西, 他任兴国县长岗乡委书记, 在工作上要向兴国县委领导作请示汇报。贺昌在这个基层岗位上, 同兴国县委领导同志一起, 把兴国建设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 那时到处流传“南京北京不如瑞金, 中国外国不如兴国”的说法。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还专门介绍了长岗乡及兴国县的经验。以后, 贺昌当选为全国苏维埃中央执委。1932年春, 他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主持部里日常工作。1933年春, 他协助周恩来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 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 贺昌与项英、陈毅等人留下打游击。1935年3月在突围中, 他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先后牺牲。陈毅惊闻此噩耗, 挥泪赋诗:

环顾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 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

贺昌离开上海时, 黄慕兰曾向周恩来申请, 强烈希望能与丈夫一同到苏区工作。周恩来与贺昌、吴德峰 (中央交通负责人) 商议后, 认为进入苏区必须化装经过红色交通线, 而黄慕兰实在太漂亮了, 根本无法化装成农村妇女, 谁跟她走都要出事。周恩来还认为, 黄慕兰在上海的工作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必须留下。实际上, 黄慕兰已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到越南海防市接运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活动经费;获取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及其自首书;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脱险;成功营救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策划营救了陈赓、廖承志等。此外, 黄慕兰做事机警, 从未暴露过真实身份。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知道黄慕兰在上海搞工作, 也知道她在香港时常出入于杜月笙家, 但她始终摸不清黄慕兰的底细。黄慕兰这次之所以强烈要求与贺昌同去苏区, 是因为她联想到三年前, 与丈夫宛希俨一分手就成了永别。周恩来让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 为此, 她痛哭了三天, 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党的工作安排。没想到, 她这次与第二任丈夫的分手, 真的又成了永别。晚年, 黄慕兰在谈及此事时虽不免仍有伤感, 但她表示, 革命总难免会有牺牲。正是因为共产党员都有这种献身精神, 党才能在艰难岁月中取得革命的胜利。

黄慕兰机智聪颖, 光彩照人, 社交甚广, 上海著名大律师陈志皋一直狂热地追求她。黄慕兰曾将此事向周恩来汇报, 希望能断绝这一关系。周恩来说:“陈志皋是一位进步青年, 又是上海著名人士, 你与他交朋友, 只会对革命有好处。别人想建立这样的关系还没门呢, 你怎么能断掉呢?”此后数年间, 黄慕兰都以陈志皋的女朋友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所, 获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

陈志皋是浙江省海宁陈阁老第七世孙。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次到海宁, 为的就是寻找生身母亲, 据说她就是陈家的老太太。当时中国共有七部手抄的《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就送给了陈家一部, 陈家将此部书世代相传。陈志皋的父亲陈琪寿是大法官, 曾当过清朝的苏州知府, 后任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刑庭庭长。他曾因义释老同盟会会员而获孙中山的亲笔感谢信。中国银行创始人贝松森、《新闻报》创办者汪国琪、汪仲伟兄弟等均是陈琪寿的结拜兄弟, 戴季陶、张资本叫他老太爷, 杜月笙、黄金荣也对他恭敬有加。海宁陈家与嘉兴沈家世代通婚, 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就是陈志皋的表哥。陈志皋思想进步, 曾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还喜欢读中共的《红旗》、《向导》等杂志。r

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 (原名黄左勋, 曾用名黄徵) 早年与谭嗣同、唐才常一起被誉为“湖南浏阳三杰”。他曾任清朝宣统己酉科优员、两广盐运司, 以后又担任谭嗣同的秘书, 热衷于变法维新。当谭嗣同被斩首于北京灯市口后, 他又搞起了“实业救国”。他曾积极协助交通部技监、粤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建设粤汉铁路。辛亥革命后, 黄颖初又协助交通部次长、全国铁路督办叶恭绰规划全国铁路网。20世纪80年代, 黄颖初的遗著《平汉铁路的过去、现在、将来》, 由其子拿至海外刊行, 影响依然很大。在政治上, 黄颖初经常思索着改良运动的悲剧原因, 他与中共的董必武等人交往甚密, 黄慕兰也因此得到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教诲, 从中获益匪浅。大革命时期, 黄颖初在一次与瞿秋白的长谈中曾说:“谭嗣同以横刀向天笑的姿态走向刑场, 但终究只是为改良和酬报圣主而献身的孤胆英雄而已。今天你们就不同了。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被你们动员起来, 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这样的革命才能获得成功。”

由于有这样的社会关系, 黄慕兰做情报工作是极为合适的。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炮制出来前十个月, 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这给国民党一次破获上海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但因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特工钱壮飞获此情报, 使周恩来得以巧妙布置紧急撤退, 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此耿耿于怀, 总想找个机会报复, 并不断散布谣言, 称周恩来已“投靠政府”等。

1931年12月的一天, 康生和潘汉年约黄慕兰到周恩来处。周恩来说:“顾顺章叛变后, 国民党老是造谣说我已变节自首, 你能有什么办法帮我辟谣吗?”黄慕兰拿起笔来, 立即草拟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 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当即欣喜, 夸奖说:“黄大姐, 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 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啊!”周恩来之所以欣喜, 是因为此启事字虽不多, 却包含了我们的暗号。“身体健康”就是一切正常, “住医院”则是被捕。而周恩来叫“黄大姐”的时候, 黄慕兰才不过二十几岁。据黄慕兰晚年回忆, 之所以那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叫她“黄大姐”, 主要是因为她为党做了一些工作, 得到大家的认可。不几天, 周恩来同党中央迁离上海, 秘密迁入中央苏区。

黄慕兰找到陈志皋说:“伍豪是位名人, 他经常在《红旗》、《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 但国民党造他的谣言, 互济会希望你能为他辟谣。”黄慕兰怕他不愿意, 又用激将法说:“你若能将这件事做好, 肯定是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嘛!说不定将来历史还能为你书上一笔呢!”

陈志皋当时并不知道伍豪的真实身份, 但听黄慕兰认真的口气, 他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他仔细看了启事的稿子, 摇头说:“我是中国律师, 不可能刊登这样的启事, 否则当局和巡捕房追问下来, 我是无法交代的。”他接着说, 办这件事应该找个外国人, 根据治外法权, 在中国外籍律师可以为当事人保密, 而中国政府却无权过问。正在这期间, 就发生了国民党公开登报造谣事件。

1932年2月16日, 上海《时报》号外首先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当天中午黄慕兰和陈志皋就看到了。20日, 潘汉年拿着登有辟谣启事的中共机关报《实话》来找黄慕兰, 指出:“我们仅在党刊上辟谣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的刊物是非法的, 其读者是有限的。为了反击敌人的诬陷, 中央希望你能利用与陈家的关系, 设法在上海大报上为伍豪辟谣。”

晚上, 黄慕兰再次找到陈志皋, 请求他抓紧为伍豪刊登辟谣启事。陈志皋认为以自己的名义刊登这种启事肯定不行, 不过陈志皋毕竟是聪明人, 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经他努力奔走, 取得了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 他们在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了这样一则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 因福昌庆公司否认担保, 手续不合, 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篇《启事》与张冲炮制的《启事》内容毫不相干, 但它告诉读者, “此伍豪”非“彼伍豪”, 这是一个间接迂回辟谣的方法。

对于这种辟谣方式, 黄慕兰仍不满意, 她希望陈志皋能为伍豪正面辟谣。陈志皋说:“看来只好请外国律师帮忙了。”黄慕兰听后马上催问:“那你赶快找一位信得过的外国律师。”

说来也巧, 在上海有一位名为巴和的法国律师, 他与陈志皋是至交。巴和有一个癖好, 就是酷爱中国古董。陈志皋对黄慕兰说:“找巴和先生做这件事, 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有何损失嘛!为朋友办事, 谁不知道你的豪侠仗义呀!”黄慕兰知道陈志皋的性格, 故意用激将和恭维的话来回答。

对这位女朋友, 陈志皋实在是太爱了, 为满足她的要求, 就是让他摘天上的月亮, 他也会拼命去干, 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律师。

说到这里, 陈志皋不免想起十年前的一件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后的1921年10月4日,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总书记陈独秀, 并由会审公堂提审, 当时他父亲陈琪寿就是刑庭的庭长。事发后,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经过多方斡旋, 邀请巴和律师亲自承办此案。当时中共花了不少钱, 也出了许多力, 终于使陈独秀获释。

想到这些, 陈志皋思忖再三, 便从他父亲的保险箱里拿出一幅祖上珍藏的古画, 将它送到巴和府上。巴和一见古画, 两眼顿时炯炯发光, 但他也马上意识到陈志皋可能有要事求助于他, 于是开门见山慷慨而又豪爽地说:“陈先生有何难处, 鄙人定当尽力帮忙!”陈志皋见巴和律师已答允, 便拿出一份以巴和律师名义草写的辟谣启事, 请他尽快刊登在上海滩影响最大的《申报》上。过去有人说地下党花了100块大洋给巴和律师, 这只是一种讹传。实际上, 在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中, 黄慕兰为党做的所有事, 都没有花党的钱。

3月4日, 《申报》在显著位置以醒目的大字标题, 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 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 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 绝未用作对外活动, 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 实与渠无关, 事关个人名誉, 易滋误会, 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 藉端生事, 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 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 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r

这则启事设计十分严密, 在法律上也无懈可击。黄慕兰让陈志皋以周少山的名义来辟谣, 在启事中又说伍豪只是自己的“别名”, 这个巧妙的技术处理, 使人们更容易辨别出那份所谓脱党启事是伪造的谎言。这则启事刊出后, 取得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当年中央虽对此事作过结论, 但此事并未到此结束。几十年过后的“文革”中“揪叛徒风”盛行, 江青等人又重提此事。1968年, 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写信反映“伍豪事件”,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 是国民党的污蔑。”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 毛泽东要周恩来讲一讲“伍豪事件”, 于是, 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 并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 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决定, 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恩来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 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 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但当时, 周恩来因故未作签字。于是江青等人还是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 企图借机打倒周恩来。r

1932年3月4日, 上海《申报》刊登法国巴和律师为周少山 (周恩来化名) 辟谣启事, 戳穿了国民党诬陷周恩来的阴谋。

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最后一次动大手术, 当时对于此次手术的成功率谁都无把握。于是他在上手术台前, 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 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在临近手术室前, 他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可见, 即便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也不能不认真对待此事, 以免身后还会有人借此栽赃。

1935年秋, 经柳亚子做媒, 沈钧儒、蔡元培证婚, 黄慕兰与陈志皋在上海结为伉俪。以后, 他们一同闯过了许多风风雨雨。不幸的是, 陈志皋于1988年9月18日在台湾病逝, 留下了海峡两岸那剪不断的情丝。晚年黄慕兰作词《满庭芳》云:“营救干城, 勉肩重任, 缔交意气相投。”记述了他们夫妻的风雨同舟。

1955年发生潘汉年冤案, 黄慕兰因此而被牵连, 曾两度“入住”北京秦城监狱。“文革”结束后, 黄慕兰被恢复了名誉。1984年8月, 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黄慕兰, 并关切地对她说:“你的历史‘问题’, 恩来在世的时候没能给你作证, 现在由我来作证吧。”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 黄慕兰作词《西江月》道:“尽瘁狂澜竭力, 无暇珍重安康。”而后, 她又作《西江月·纪念伟大老领导恩来同志110周年》, 词曰:“中国人民怀念, 英明领导难忘, 鞠躬尽瘁运筹忙。”寄托了她对老领导周恩来的哀思。

陈赓曾说:“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2009年7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 黄慕兰度过了她102周岁华诞。步入期颐之年的黄慕兰现在每天仍坚持看报、看电视、作诗、用小楷写毛笔字。每逢春节前, 黄大姐都会亲书一函给亲朋好友, 并附上她的诗词新作, 以此为贺年礼物。2009年她的新春贺词为《临江仙》, 词曰:“特色红旗经考验, 两岸三通已行。关怀发展意真诚。坚信光明胜, 和谐社会兴。”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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