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点头后，一辆轿车驶入拐棒胡同：刘志坚百感交集
陈伯达一口咬定刘志坚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之前就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 时时处处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他在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领导下, 主持“全军文革”, 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和电报, 对军队“文革”做出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如《关于军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等, 但这些防乱稳军的一套做法很快招来林彪、江青的不满。
1966年国庆节那天, 在天安门城楼上, 江青的追随者唆使第二军医大学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 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 条条框框限制太多。“全军文革小组”根据林彪的指示, 随即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但文件仍坚持要党委领导, 没有放开。林彪看后不满意, 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经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改后的文件, 特别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钓鱼台讨论这个条件时, 发生了激烈争吵。
刘志坚因事先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 故而会上态度消极, 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 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
张春桥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 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 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 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
陈伯达、江青等人一齐否定刘志坚提出的异议。刘志坚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通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11月6日经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 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下发。
此后, 为了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 刘志坚又组织“全军文革”前后起草过5份电报, 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 陈伯达当面指责道:“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 发的几个电报, 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1967年1月3日, 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 急召刘志坚, 要他做工作, 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 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 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 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 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 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 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 来到人民大会堂, 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 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 1月4日晚, 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 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 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 刘志坚又说, 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 首先的责任在于他, 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
他正说着, 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 厉声道:“刘志坚, 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 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 首先要批判刘志坚, 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 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 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 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 “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 天已蒙蒙亮了。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
5日, 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 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 怕波及他们, 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 说道:“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冒着严寒, 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 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 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 “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 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 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
1月8日, 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部队, 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 大会批、小会斗, 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 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 以至升级到“叛徒”。
这“叛徒”一说是陈伯达“揭发”的, 他的依据就是“被敌人抓走又活着回来了”。于是, 1月11日, 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 撤销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 “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
2月11日下午,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 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 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 (即扩大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 。会上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 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 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 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 这样把军队乱下去, 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 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他还专门提到刘志坚的所谓“叛徒”问题, 向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但是, 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 再也不能改变了。”于是, 刘志坚仍被关押着。
那么刘志坚到底是不是“叛徒”?他又是怎么被捕又活着回来的?
虎口脱险
所谓的“叛徒”起因于刘志坚在抗日战争中第三次身负重伤。那是在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 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带领一个骑兵班, 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示。行进途中与敌人遭遇。在向外突围时, 刘志坚的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 自觉凶多吉少, 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 将有可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 放在嘴里嚼烂。一切都安排好了, 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敌众, 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
刘志坚被日军俘虏后, 敌人突击审讯他。刘志坚随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并机智地对翻译说:“我说是连长, 你们不会相信, 说是营长, 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 实话说吧, 我是个团长, 还是副的。”日军对他的“直言不讳”大加赞赏, 并决定于次日押送他到枣强县城移交给情报部门, 听候进一步查证、审讯。
八路军的内线情报人员将此信息传回。得知这一情报后, 时任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制定出营救方案。当押送刘志坚的日本骑兵队伍大约100多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之后, 突然从路边坡地蹿出的十多个挑柴农民, 一下把柴捆插到路上, 挡住了汽车。随着“砰砰”的几声枪响, 开车的司机和探头的日军就被击毙。瞬间大路左右两翼枪声大作。
战士纪志明飞身上车, 将身体护住躺在车厢里的刘志坚, 同时左右开枪, 20响、40发子弹在数秒钟内从手枪里发射出来, 日军全部被歼。几个战士把刘志坚抬下车, 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向指挥所跑。整个战斗, 我军未伤亡一人。
事后, 当日军得知被我军营救的刘志坚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是八路军的高级官员时, 惊呼:“上当, 上当,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
毛泽东点头, 周恩来亲自“解放”刘志坚
“九大”期间, 许世友面见毛泽东。在谈过一些事情之后, 许世友仗义执言:“主席, 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 但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 一个是王近山, 一个是刘志坚, 请主席过问一下。说刘志坚是叛徒, 他怎么成了叛徒?”徐向前元帅也在不同场合谈起过:“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点头后, 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安排。在国庆25周年之前, 9月28日, 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 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 再加刘志坚一人。”
第二天, 门庭冷落多时的拐棒胡同入口处的四合院突然驶来了一辆轿车。来人满脸笑意地对刘志坚说:“奉上级指示, 你可以自由活动了。通知您, 准备一下, 明天请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当天, 就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试穿着军装, 刘志坚百感交集, 这一关就是7年零9个月啊!
10月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 在报道昨晚的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时, 提到了刘志坚的名字。人们立即知道:刘志坚被“解放”了。
不久, 刘志坚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多, 直至退休回到北京。经一再调查, 刘志坚的所谓“叛徒”冤案终于有了结论。而中央军委作出正式平反, 却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了。